摘要 :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已为全世界所认可；而关于孔子文化之渊源，则迄今很少有人细究。事实上，孔子把创建西周式的文明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其所主张和倡导的 “仁”、“义”、“智”、“勇”、“忠”、“信”、“孝”、“悌”等思想，无不可以在文、武、周公那里找到源头。孔子与《诗》、 《书》等周文献的关系，同样 可以证明孔子文化与周文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从周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元素，继承和发展了周文化；孔子文化，来源于周文化。明确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周文化；《论语》；《尚书》；《诗经》

关于孔子文化的渊源，很少有人细究。即或有究，最多也只是说他 “学无常师”。事实究竟如何，搞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拟从孔子对文、武之道的熟悉与崇敬、孔子诸思想概念和主张与文、武、周公的关系等两方面，对之略作考察。文!所引《论语》据三秦出版社《论 语新校释》本；《逸周书》据三秦出版社 《逸周书校补注译》本；其他文献皆据常见 本。 一 关于孔子 “学无常师”说，最早出于 《论语》。《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 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在子贡看来，孔子学无常师，而虽然学无常师，但所学无不来自 “文、武之道”。《孔子家语· 观乡射》记孔子曰： “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可见孔子确实讲究 “文、武之道”。所以，子贡所言当非虚造。而所谓“文、武之道”，自然就是周道，就是周文化。所以 《家语·曲礼子贡问》篇记季桓子问礼，孔子曰：“同姓为宗，有合族之义，故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又称 “周道”。可见孔子对周道即周文化之熟知。

孔子之所以熟知并喜欢周文化或 “文、武之道”，首先是因为他崇敬其人。《论 语·子罕》载：“子畏 （围）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可见是把文王看 做文化的化身。《子路》篇载：子曰：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其 “善人”，亦指文王。又 《家语·哀公问政》篇载宰我问鬼神之事，孔子曰：“……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则必哀，称讳则如见亲。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见亲之所爱。祭欲见亲之颜色者，其唯文王与！《诗》云 ‘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则文王之谓与！祭之明日，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敬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为能得之矣。”可见其对文王之敬重。《致思》篇载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太颠闳天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不仅赞美文王、武王，而且连及周公。《五帝德》记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亦以文、武、周公连言。

孔子对武王及武王之道的崇敬，还体现在 《论语》之中。如 《论语·尧曰》所记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据《尚书》可知其本为武王之言，而这里乃为孔子所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矣”，“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亦皆是孔子所述武王灭商以后在商地行政的措施与结果； “所重：民、食、丧、祭”，完全是指武王说； “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民悦”，也是对武王行事的总结。可见孔子对武王亦很崇敬。齐太史子与称孔子 “宪章文、武” （《家语·本姓》），看来是真实的。

正因为孔子尊崇并 “宪章”文、武，所以他甚至认为 “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 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五刑解》），把诬文、武作为仅次于逆天地之大罪，可见文、武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而孔子对周公，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他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第一部分 西周伦理文化研究 ０２５ 周公。”（《论语·述而》）说明在其未衰以前，经常梦见周公。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经常梦见周公，说明他心里经常想着周公，思慕周公。为什么想着周公、思慕周公？原因不难知道：因为周公曾经 “制礼作乐”。而礼乐，则正是周文化的象征。可见实质还是周文化。

孔子为什么热衷于周文化？原因之一，如他自己所讲：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郁郁乎 “文”哉，本身就具有文化的特质。所以，他首先把自己打造成了 “文” 的化身。“子畏（围）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可见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即使他平时比较谦虚，说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而在这时候，也坦诚地表白自己的心声，承认自己为天下之 “文”的化身，而且明确指出其 “文”为文王既没之文。可见他完全把自己看成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者。原因之二，是敬重周人之德。《论语·泰伯》载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就是对周人之德的赞美。而这里的周人，显然是指文王。《雍 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表现了对周人之德的向往与追求。

另外 《孔丛子·论书》载孟懿子问： “《书》曰 ‘钦四邻’，何谓也？”孔子曰： “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周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侮谓之四邻，以免乎里之害。”又载齐景公问孔子曰：“《周书》所谓 ‘明德慎罚’，陈子明德也。罚人而有辞，非不慎矣。”孔子答曰： “昔康叔封卫，统三监之地，命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诰》焉，称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诫之文。其书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明确讲 “文王之德”。《论书》又载子夏问《书》大义， 子曰： “吾于 《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 《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更明确提到 “周公之德”。可见孔子确实敬重周人之德。

正因为孔子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者，敬重文、武之道和周人之德，所以他始终不忘创导礼乐，宣传道德，并把创建西周式的文明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论语·阳货》载：“公山不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其为东周，就是要在东方建立一个 “周”，而这个 “周”，自然只能是文化面貌上的相似。可见其最终的追求是建立蕴含周文化的社会。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因为在当时，周文化最为 “郁郁”。

二

关于孔子创导礼乐，宣传道德，重视并提倡仁、义、智、勇、孝、悌等等，充塞第三届周秦伦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０２６ 于 《论语》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具体到各个道德概念与思想主张，似乎 也无不可以在文、武、周公那里找到源头。比如 “仁”：《尚书·泰誓中》载武王曰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武成》武王曰 “予小子既获仁人”；《逸周书·文酌》文王 “七信（慎）”有 “仁之慎散”；《文儆》记文王告太子发 “利维生痛（同），痛 （同）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文政》述文王之政 “昭九行”，第一即为 “仁”；《酆保》言武王 “内备五祥、六卫”， “六卫”第一为 “明仁怀恕”；《小开武》周公曰 “在我文考……戒视七顺……六顺仁无失”；《宝典》记周公言 “既能生宝，未能生仁，恐无后亲”，武王曰 “仁以爱禄，允惟典程”，“上下咸劝，孰不竞仁”；《本典》周公曰 “臣闻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狱者义也，能督民过者德也，为民犯难者武也”，等等。可见文、武、周公皆讲 “仁”。尤其是 “明仁怀恕”和 “与民利”，最与孔子之仁接近。比如子贡问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仲弓问仁，子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 “明仁怀恕”。而所谓 “为政以德（恩德）” （《论语·为政》），更是对 “与民利”思想的具体化。

“义”，除上所引已见者外，还有很多。比如 《逸周书·度训》文王称 “幼成而义 生曰顺极”，《命训》曰 “伤人则不义”， “福莫大于行义”； 《程典》文王曰 “士之子 不知义，不可以长幼”；《文政》述文王之政 “昭九行”，七为 “义”；《柔武》记武王 曰 “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 《宝典》记武王曰 “准德以义”； 《大戒》记武王曰 “思义丑贪”；《武穆》记周公论 “五备”，四曰 “明义倡尔众，教之以服”，等等。而 《论语·宪问》载孔子曰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 矣”；《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又曰 “务民之义”，完全与 之有关。又 《尚书·泰誓》记武王曰 “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武成》记武王曰 “ 信明义，崇德报功”，《康诰》记周公曰 “用其义刑义杀”，《立政》记周公曰 “不敢替 厥义德”，而孔子主张 “君子义以为上”，可见也有关系。

“智”，《尚书·召诰》记太保称殷终以后 “智藏?在”； 《逸周书·文酌》记文 王所酌 “五大”，一曰 “大智率谋”；“七信 （慎）”，二曰 “智之完巧”；《程典》记文 王称 “轻其行，多其愚，不智”； 《本典》记周公曰 “能求士者智也”， “智能亲智”； 《文政》述文王 “九守”，二曰 “智守以等”； 《酆保》言武王 “内备五祥、六卫”， “六卫”之六为 “明智设谋”； 《宝典》记周公曰 “辩惠干智”，等等，可见皆讲究 “智”。而孔子认为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未智，焉得仁？”（《公冶长》）；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雍也》）；“宅不处仁，焉得智”（《里仁》）；谓 “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亦可与之对应。第一部分 西周伦理文化研究 ０２７ “勇”，《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王曰 “示之以难以观其勇”， “诚勇必有难慑之 色”； 《逸周书·文酌》记文王所酌 “五大”，二曰 “大武剑 （敛） 勇”； “七信 （慎）”，“一仁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文政》述文王之政 “昭九行”九曰 “勇”，又曰 “思勇丑忌”；《酆保》言武王 “内备五祥、六卫”， “六卫”第三曰 “明戒摄勇”；《宝典》 “死勇干武”；等等，可见文王、武王、周公都讲勇。而孔子曰 “仁者必有勇”（《子罕》），“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等等，无疑是受其影响。

又如 《逸周书·本典》记周公答武王曰：“臣闻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 仁也，能收民狱者义也，能督民过者德也，为民犯难者武也。智能亲智，仁能亲仁，义能亲义，德能亲德，武能亲武，五者昌于国曰明。”以仁、智、义、德、武并举。而《大戴礼记·劝学》篇记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亦言仁、智、义、德、勇（武），可见确有关系。再如 “孝”、“悌”。“孝”、“悌”之说最早见今《逸周书》，如 《宝典》篇记周公 告成王修身之 “九德”：“一孝，子畏哉 （裁），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 伦不腾，上乃不崩。”《大匡》篇记周公曰：“士惟都人，孝悌子孙。” 《大戒》篇记周 公告成王曰：“予惟重告尔：……无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皆与周公有关。另外 《诗经·卷阿》篇曰：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 （悌）君子，四 方为则。”亦言 “孝”、“悌”。而据 《诗序》，《卷阿》乃 “召康公戒成王也”。召康公 晚于周公，其说当本周公。可见连言 “孝”、 “悌”，源头在于周公。而 “孝，德之始 也；弟 （悌），德之序也”的说法，正与周公 “九德”之 “一孝”、 “二悌”说相同。 因为 “始”，就是一；“序 （次）”，就是二。可见孔子之说有可能直接本于周公。 再如 “慈”、 “孝”。 “慈”、 “孝”连言，是强调父子双方的责任。孔子有连言 “慈”、“孝”的习惯。如云 “哀爱无失节，是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 “为父不慈妨于政，为子不孝妨于政”（《大戴礼记·四代》；“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论语· 为政》）。而《逸周书·官人》篇记周公述文王官人之法曰： “父子之间，观其孝慈。”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同）《宝典》篇记周公告成王修身之 “九德”：“一孝……二悌……三慈惠”，可见都与周公有关。无怪乎齐之乡里也讲 “慈”孝”，看来当是西周以来的遗俗。所以，孔子讲 “慈”、 “孝”，其源头亦当在周公那里，或者更要早到文王。 再如 “孝”、“友”。 “孝”、 “友”连言，主要是强调同时善事父母、善待兄弟。 《论语·为政》篇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是他主张 “孝”、 “友”，而直接引用于 第三届周秦伦理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０２８ 《书》。考今 《尚书》无此文，当是佚 《书》。但今本 《尚书》也有类似的话。如 《康 诰》篇记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 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年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这里的 “王”，正是摄政王周公。可见周公有此思想。又《周礼·司徒》 “六行”以 “孝”、 “友”为首，《仪礼·士冠礼》有言 “兄弟具来，孝友时格”。周公 “制礼”，人所共知。所以《礼》中之言，也当与周公有关。另外，《诗经·六月》篇也有 “张仲孝友”的话。而《六月》诗，则正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又《逸周书· 官人》篇周公述文王官人之法曰： “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看来 “孝”、“友”之言，确与周公有关。所以，孔子言 “孝”、“友”，亦当学于周公。

另外，孔关于 “天命”、“敬让”、“忠信”、“礼乐”等方面的论述与思想，也都可 以再周文化中找到源头，这里不再例举。 还有孔子与 《诗》、 《书》等周文献的关系，也可以证明孔子文化来源于周文化。 比如孔子 “以 《诗》、 《书》教”，动辄引用 《诗》、 《书》以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与补 充，主张 “兴于 《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 “人而不为 《周南》、 《召南》，其犹 正墙面而立也欤”，等等，说明他对周文献的重视。

又如《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读《诗》及 《小雅》，喟然而叹曰： “吾于 《周南》、 《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 《柏舟》，见匹妇执志之不可易也；于 《淇澳》，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 《考盘》，见 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 《木瓜》，见包且之礼行也；于 《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 《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 《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 《蟋蟀》，见 陶唐俭德之大也；于 《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 《七月》，见豳公之所造周也； 于 《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 《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周文化的吸收。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从周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元素，继承和发展了周文化。当然，孔子也继承了夏商以来的部分文化，如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论语·卫灵公》），就是一例。但这种继承，无疑又是通过周过周文化而实现的。所以我们说，孔子文化还是来源于周文化。那么在大谈孔子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忘记周文化，否则便是数典忘祖，因为文化总是有继承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