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崛起原因的现代伦理解释及当代伦理意义胡涛 -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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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崛起原因的现代伦理解释及当代伦理意义胡涛

2015年09月08日 09:24 点击：[]

摘要西周，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从现代伦理视角来分析，西周之崛起，主要得益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上的伟大创举，西周政治活动充分彰显出 “敬德”政治伦理思想，经济活动萌发了德性经济伦理思想，在文化以及外族关系处理中又凸显了包容伦理精神。解释西周崛起的现代伦理原因，其当代伦理意义主要表现为：为政以德思想的现代传承；经济伦理的历史镜鉴和包容伦理精神在文化和民族关系现实中的省思。

关键字 “敬德”政治伦理；德性经济伦理；包容伦理精神；

西周，约建立于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在经历了前期的武王克商、平定三监、周公东征、营建洛邑、制礼作乐等重大历史事件后，西周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成王、康王时期的 “成康之治”，这一时期，西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兴旺发达，国力持续上升，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交流、融合，华夏族逐步形成。经过百余年的开拓和经营，一个以周王室为统治中心的华夏国家在世界东方已初具规模，并达到盛世。西周之崛起，除了归因于西周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的得力措施外，从现代伦理角度来说，还得益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在政治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上伟大创举，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伦理思想。

一、“敬德”政治伦理思想的彰显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有记载：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从国家机构来看，西周之前的殷代带有原始的部落组织特点，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盘庚以前，殷人还是一个以血缘为基本单位的原始部落，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直至盘庚，殷人才按照地域定居下来，而且在部落组织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而周武王灭殷以后，西周社会利用宗法制度作为组织形式，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统治秩序，奴隶制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才完备起来。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奴隶制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

殷周之际发生过巨大的社会变革是目前史学界公认的观点。然而，殷周政事兴陨之际，却彰显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伦理思想。例如，《史记·殷本纪》中有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强大的殷朝，在 “小邦周”的打击下，瞬间江河日下、土崩瓦解，这给西周统治者强烈的震动。“惟命不于常” （《尚书·康诰》），与殷商神权政治不同的是，西周统治者强调 “天命”，但认为天是有德的，“天命”是以德为转移的。可见，西周已开始注重人文精神，降低政治的神性色彩，将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与神的关系中凸显出来，用理性的方式追求政治的安定有序。他们在总结夏、商两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基础上创立了以 “敬德”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 “德治”的传统。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建立的分封制、宗法制、礼制等制度，这些政治制度为西周统治者为政治国之精髓，其中蕴涵了深刻的现代政治伦理思想，可以说，西周 “敬德”而不废 “天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周的崛起。武王克商建立西周以后，周天子为扩大疆土，维系统治基础，采取了一级一级的分封方式将土地分给诸侯，而被分封的诸侯们又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其属下进行分封，诸侯所封的对象都是诸侯的宗亲和少数异性。利用这种一级一级的分封制，周天子建立了一整套周密的统治网络，对普天之下的民众进行统治。尽管有这种制度的约束，周公仍告诫贵族们：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蓒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尚书·君》）如果要想得到上天的保佑，壮大西周，“我道惟宁王德延” （《尚书·君》），意思是说，周的贵族要以道德作为立足点，端正自己的道德，注意人事进取精神。在周公看来， “天命”以德为本，应 “以德配天”，周王分封土地要想永远保住西周政权，就必须 “敬德”，统治者不要贪图安逸，要体察民情，施百姓以恩惠，做到 “孝友”、“无逸”、 “恭敬”。西周统治者倡导的这种 “以德配天”思想既利用了 “天命”作为招牌吓唬分封的诸侯不敢反抗，又宣扬了道德在统治工具中的重要力量。不难看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分封制上降低了 “天命”的权威，认识到了道德作用，肯定了人的力量，突出了人的地位。从这一点来看，西周比夏、商有了显著进步。

起源于氏族社会父权制时代的西周宗法制度是西周崛起的另一重要因素，它的基本要义是确立父权，用血缘来决定权力与财产的分配。西周将宗法制度广泛地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从而夯实了国家统治基础。在西周， “随着对崇拜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周人对 ‘天命’以及神意的判断逐渐形成了对自身行为的德性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即显现为 ‘善恶’的价值区分，以此为基础，‘德’的观念在周初开始形成。”宗法制度下，西周社会伦理关系的基础便是血缘关系，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 “敬德”观念成为了西周初期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周 “敬德”的缘起与宗法制度不无联系，同时 “敬德”思想也促进了宗法制度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这种 “敬德”强调宗族利益和整体利益，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宗族内尊老爱幼的社会公德，这无疑有利于稳固西周社会秩序，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由之可以看出，宗法制度与政治伦理的统一，使西周社会的宗法制度既具有政治内容，又具有伦理意味，从而稳固了西周政权统治的基础。由此观之，将政治统治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用 “敬德”思想来省察自己的统治，并规定自己的政治思想，是西周政治伦理思想核心所在。

二、德性经济伦理思想的萌发

西周社会生动地诠释了 “敬德”之重要性。除此之外，周初统治者还意识到，为政者能否真正 “敬德”，关键在于能否 “保民”，而 “保民”就需要为政者通过德政来 “惠民”，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西周政权基础。 “历史的经验证明，不关心民之疾痛，会引起反叛。周公认为只有像对待自己的苦痛那样，去进行治理，才可能使统治地位得到稳定。这里不是出于同情心，而是现实矛盾的反映。”西周统治者对于 “民” 在国家兴亡过程中的意义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认为殷商之所以被周灭亡，在于其 “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 “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深刻汲取这些经验教训，在劳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形成了德性经济伦理思想，为西周成为奴隶制鼎盛时期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

求利正当性成为西周时期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西周和殷商一样，是一个崇尚求利的时代，它非常重视手工业及商业发展。”经商行为在西周非常普遍，因为经商可以致富，所以被看成是一种时尚行为。在这种思想环境下，西周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这一时期，亦形成了古代初步的义利观，据《周易·坤》中记载：“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意思是说，一切商业行为应该以 “义”为原则，行为合 “义”就能获得可观的物质利益，可见，谦合于义，义则生利。《周易·系辞下》中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探究事物之义，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改善又能增崇美德。 “比较明显地体现《易传》义利合一思想的是《周易·乾》中的两句话： ‘利者，义之和也’有利是事义的和谐； ‘利物足以和义’ 和者，合也。施利于他物便合于义。亦即利在义中，义在利中。”［５］显然，这种用义取利、见利思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今天看来，并没有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交换的原则，恰恰是商业活动中所倡导的伦理思想。

在分配伦理方面，西周时期也形成了特有的分配观。周厉王时期，大夫芮良夫指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万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国语·周语上》）他认为财富不应由少数人享有，财富人人有份，提出了 “利不可专”的观点。芮良夫又进一步指出，君主实行专利政策，其结果必然是 “所怒甚多”，天下百姓极少有人会归附于他，将会影响王室的统治。 “匹夫专利，犹谓之盗，而王行之，甚归鲜矣。”（《国语·周语上》）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实行专利都缺乏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是不得民心的。由此不难看出，西周这一分配观具有伦理意义，因为对平民百姓有利，在其后漫长的封建社会常常被引为抨击经济独断行为的思想武器。

在生产伦理方面，“重民五教，帷食丧祭，淳信明义，崇德报功。” （《尚书·周书·武成》）西周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殷商灭亡的一重要原因便是其统治者不关注农业生产，不了解农业劳动的艰辛，耽于逸乐，耻于劳动。在周公看来，“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意思是说为政者先要懂得生产劳动之艰险，才会知道民之疾苦，进而才可能制定符合民心的政令，国家才得以长治久安。劳动可以 “致富”，周代思想家认为 “慎之老，劳则富” （《礼记·大戴礼》），由此看出，劳动在西周不仅有解决温饱生存的经济价值，劳动也获得了一种伦理上的道德价值。在百姓劳动成果方面，周公又提出：“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担乐。” （《尚书·无逸》）对于老百姓的劳动成果和供的赋税，王不能用此沉溺于观赏、逸乐、游玩和狩猎之中，要克制自己的享受欲望。《诗· 周颂·噫嘻》中有记载，“噫嘻成王，即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据此，周公时期， “确立了 ‘籍礼’之制，规定：天子与诸侯在每年的立春前九日，都要斋戒沐浴，亲执耒耜，耕于 ‘籍田’。在周公的教导下，周成王经常亲自耕作，与庶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６］周公所提出的这种劳动伦理思想无疑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周对于消费亦有着清醒的德性自觉。周公 “反复告诫王公贵族莫要玩物丧志，反对奢靡，阐述勤俭无逸的道理，倡导 ‘恭敬惟德’（《尚书·周官》）的消费观”［７］。周公从历代王朝兴败角度解释了两种不同的消费方式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周公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夏时。弗克庸帝，大淫?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废元命，降至罚。”（《尚书·多士》）又曰：“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睮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尚书·多方》）鉴于此，周公认为，当政者要 “无逸”，要勤俭节约，同时，他还告诫当政者不要贪图物质享受，要将简朴视为美德，要 “不贵异物贱用物”（《尚书·旅獒》、“无康好逸豫”（《尚书·康诰》）由此观之，中国古代德性经济伦理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而这种经济活动中萌发的伦理思想成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力地推动了西周经济的繁荣。

三、文化和民族包容伦理精神的凸显

“西周是以周族为代表和主体的华夏族与周边诸侯交往、融合的重要时期。”西周建立初，周王室的主要封国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周边及中原腹地分布着蛮、夷、戎、狄等诸多少数民族。各族之间通过征战、文化交往的方式，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逐渐融合，从而缔造了强大的西周王朝，为春秋战国时期民族的大融合和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西周对待外族以及殷商旧族的文化、政策上看，西周固然有对周边诸侯和殷商旧族的歧视、戒备，甚至是征服、掠夺的一面。但从现代伦理角度看来，周统治者在施以武力征服的同时，也会注意接纳和包容。“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这其中足以看出西周文化、民族中凸显的包容伦理精神。西周末太史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史伯的意思是说：“只有两种、多种不同的东西相互配合调和，才能相成相济、相得益彰，产生新物，事物才能发展壮大… … 如果总是同一物相加，就永远产生不了新物，只能是单一。”周人克商以后，周王朝与殷王朝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和解、少数民族与周王朝在政治主导思想上的和解，极大地展现包容伦理思想的重要性。

西周包容伦理精神表现其一为周人与商人的交融。西周形成了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周文化体系，周文化的形成与殷商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从周人起源来看，周原是商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它的势力远不如商强，国家不如商大，人口也不如商多，但是它的文化却受到商的影响，同时，周还接受草原文化以及西边羌人文化的影响，周的形成和壮大足以说明它是很有包容精神的混合体。西周建国以后， “原本属于不同来源、不同部落的祖神，已纳入同出黄帝的谱系中，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周人在祖宗来源方面也把商人的祖神帝喾宣告为黄帝的后裔。” 由此可见，已处于统治地位的周人为促进商、周的融合，主动在祖先来源方面强化了两族认同。武王克商后，实施了诸多迁徙政策，其中就包括迁殷遗民， “武王将东土俊杰成族的迁到陕西，强干弱枝，也使东土人才为周所用。”西周容忍殷商旧地商王室残余势力的存在，三监之乱后，周公和召公迅速平定，其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凝聚周王国，这其中就包括建立东都成周，在东方分封大批姬姓与姜姓诸侯。成周建立以后，殷商的一部分人口与周人的一部分人口在成周逐渐融合，组成了新首都。周公东征，消灭了东方诸国的反抗势力，周文化开始深入东方，实现对广大东方地区的控制，如此，周人逐渐与东土的部族融合成同一个文化体系于政治秩序下的国族。

西周包容伦理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周人于其它族群的融合。从周朝开始，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包括夷、蛮、越、东胡、肃慎、戎狄等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夏人、商人、周人同时吸收其它族群或部落的文化，在西周时期已融合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已经具备了民族的基本特征，他们有共同的地域观念，共同的祖先观念、以及共同的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他们以夏为共同族称，称为华夏民族。在夏、商、周三族逐渐演化为华夏族的过程中，周边各部落已开始向民族过渡，出现了诸多族称，这些族群与华夏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语言、文化也各具特点，但是与中原地区进行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民族、文化联系。在长期的交往与斗争中，西周吸收了其它族群的新文化，从而壮大了西周整体实力，使西周在东方一举崛起成为奴隶制强国。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这种民族成分、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使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在先秦已表现相当明显，最终，秦朝中华民族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四、西周崛起原因的当代伦理意义

从现存史料记载来看，西周的崛起，其背后必然包括 “德治”因素对西周社会的深刻影响。可以说，“德治”成为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理念，被凸显出来并成为系统化理论，始于西周时期。当我们重新思考西周 “德治” 发展道路，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时候，虽然会发现 “原来意义上的 ‘德治’思想及其制度形式所从产生并建立于其上的宗法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而 ‘德治’理念所蕴含的政权之神圣来源的观念显然已经不合实际，政治的合目的性亦显然并不体现于 ‘天命’之本意的还原”。但 “德治”思想所强调的道德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之基，以及国家治理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善治的普遍价值等观点，仍然能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为政以德思想的当代传承。西周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将德、礼、刑三者结合起来，将思想层面的 ‘德’放在首位，其次是制度约束层面的 ‘礼’，最后是法律层面的 ‘刑’。” 统治者将 “敬德”放在首位，强调自身 “明德”之重要性，以德配天， “敬德”、 “明德”才得以保民。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史， “德治”主张犹如一剂苦口良药，均被不同朝代、不同为政者所引用。虽然 “德治”思想在不同时期所蕴含的对为政者的道德需要有历史背景差异和阶级差异，但从其思想要义上说，要求为政者忠于国家和民族，恪守尽职、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道德思想，却是历史和现实所共同关注的。自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变成执政党以来，就从未放弃对为政者的道德建设，突出官德的意义。现阶段，针对党风和政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 “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 “三严三实”要求。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 “官德建设始终与国家兴衰、政权安危紧密相连，官德兴则政权安；官德衰则政权乱。”

经济伦理的历史镜鉴。西周经济活动中，形成了丰富且深刻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追求的经济伦理思想，而这些道德追求和价值判断，因其理论根基之深厚，价值取向之鲜明，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不失为规范市场经济主体思想和行为，引导劳动、生产、分配和消费，调整经济关系的思想利器。西周经济活动主张 “求利正当性”，可以崇尚求利，但需用义取利、见利思义，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是密不可分的。现代市场主体需要继承西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 “求利正当性”伦理思想，坚守伦理道德，推崇社会公认的 “求利”最大化标准，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除此之外，西周王公还通过农业生产来 “惠民”、“保民”，倡导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反对奢靡浪费，推行勤俭节约等思想，这些伦理思想的萌发在当时意义非同凡响，影响深远，而在今天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尊重劳动，发展生产，公平分配，合理消费，而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便是富国裕民。

包容伦理精神的现实省思。周人为扩大统治疆域和追求政治稳定，采取了具有 “协和万邦”意味的措施：对内积极 “安抚”殷商旧族势力，实现对商人的牢固控制；对外则融合周边族群，加强与远方少数民族的联系。周人采取的这些措施无疑保障了西周政权的稳定，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也扩大了西周统治的版图范围，充分凸显了包容伦理思想在处理文化、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意义。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分布呈现出 “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的特点。自古以来，如果民族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局稳定。当前，新疆、西藏等自治区民族分裂势力内外勾结，企图破外民族关系，进而分裂国家，这些民族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审视。处理好民族问题，借鉴西周经验，需要我们用包容伦理思想去适应、引导和超越民族关系的处理，使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相互团结、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