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五服制中的国际关系伦理冯盛国 -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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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五服制中的国际关系伦理冯盛国

2015年10月30日 09:29 点击：[]

摘要西周时期的五服制度是西周王朝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经典范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协和万邦、以德怀远的思想，是周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伦理观念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体现。其中包含着强道德现实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内核，其核心价值对于建构当代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关键词五服制度；国际关系伦理；现代价值

一、西周五服制度的主要内容

西周时期的五服制度是西周王朝处理和边缘族群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在《尚书·禹贡》篇：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就是《尚书》当中关于五服制度的描述，对于被统治的人们按照距离远近安排不同统治策略，大略说来，是一个圈层式的统治结构，从中心越朝外，王朝的统治力量就会变得越弱。具体说来，甸服、侯服和绥服属于周王直接控制的地域，不仅仅要缴纳贡赋，还要受到礼仪文教的直接控制。要服、荒服的地区情况就会差别很多，要服要遵守西周王朝的约定，贡赋逐渐减少许多。到了荒服，那约束就更少了。荒字本义，马融注曰： “政教荒怠，因其故俗而治之。蛮，慢也，礼减怠慢，来不距，去不禁，流行无城郭常居。” 要服、荒服而言，基本上已经属于外服的范围，王朝统治力量影响有限。在《国语·周语上》中：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前面三种内服都属于直接统治服人范围，要参加周王的祭祀活动，并且要用自己土地上出产的物品来助祭，所谓 “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要服者六岁一见也，荒服者世一见.历代注家地将五服分为两个层次，即四海与外藩，其中，要服和荒服明显属于外藩之地，统治力量当然没有前面三种那样强大。因此把五服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层次，内服为本身文化区，信仰自身价值系统，外服并不一定信仰核心区的价值文化，可以成为文化影响区。在《禹贡》篇中可能会涉及是夏代的情况，在《国语》中的资料就是以周代作为主要的叙事对象了。

除了《禹贡》和《国语》之外，《尚书·酒诰》篇也有关于五服制的资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与百姓里居，毋敢缅于酒。”在这里的内服和外服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外服意义可能不一样，《酒诰》篇的内服应该是周王的行政系统的官吏，就是王朝的组织机构的一部分，而外服则是分封出去的君侯，也是周王的统治区，大概相当于上面的内服的统治范围，基本是周王分封的出去的邦伯诸君。我们看内服的百僚即从事王事的人，尹即正也，还是做事的僚属。亚，次也，为正官之卒，比尹正低一个等级，可能是尹的副手。服，即任事者，宗工，谓宗人。百姓里居，谓百官致仕家居者。在王畿内的为内服，为文武百官和朝廷各种官吏等。而外服则是分封出去的或者不受王直接管辖的各地方首领的势力。这两种都属于周王的文化范围之内，也均在王的统治力量之内，贡赋的方面看都要按时交纳。所以这个内外服与《尚书·禹贡》篇和《国语·周语上》当中的记述的是不同两回事情。《酒诰》篇是西周王朝统治中内外，相当于周王直接统治区与分封出去的侯伯的区别，没有族群关系的内容。

疑古派顾颉刚先生不但否定《周礼》中所言九服制度和《禹贡》中的五服制，连同《国语》中的 “宾服”与 “荒服”也不予承认。核心是要表达“古史辨”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对于上古历史大胆怀疑，认为历史是层累式的构成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对于西周五服的问题，现在看来是怀疑过头，《国语·周语》中描述的情形可以从金文资料获得支持。确实，《周礼》当中的《夏官·职方氏》谓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这就是经常说的九服的内容，其中在《秋官·大行人》无 “夷服”和 “镇服”，《职方氏》当中 “蛮服”和 “藩服” 《大行人》中为 “要服”和 “蕃国”。《夏官·大司马》将 “服”改为 “畿”，便有与九服对应的九畿，也是各以五百里为限。郑玄注对于不同服制所贡之物也进行了细化。可以看出，《周礼》是在设计一种治理国家的理想化状态，也是对于未来大一统国家治理方案的设计，这些思想也只有在 “大一统”思想出现后才可能出现。如此精密的制度设计，如此整齐划一的治理方式是当时的思想家们对于未来国家的理想化得描述。在这点上，顾颉刚的批判是有相当有价值的，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真相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制度设计并非凭空设想，向壁虚构，而是包含了先秦许多的政治实践思维真实性 “内核”。在分析这些思想时，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因素之一。 “夷夏之别’是乃是划分五服制所本的一个原则根据，这种文化意识上的区分，决不等于在疆界里数上顺次延伸的实际地理分布层次”，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现实的行政划分，但是其表达的华夏在内，夷狄在外的思想是真实的。

也有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五服制度，基本是认可《禹贡》的说法，将天下九州与考古文化进行对比，按照由内到外的原则对五服制度进行比对，分为三个圈层，将王湾三期定为王畿或甸服，将包括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三里桥类型、杨庄二期类型、下王岗类型、陶寺文化定为侯服和绥服，第三类即为海岱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客省庄文化与齐家文化与老虎山文化为荒服与要服。将《禹贡》当中的五服说与早期的考古文化结合起来，从一个方面为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关系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我们认为《禹贡》是搀和和夏代和周代信息的混合物，《酒诰》基本是周人的施政思想总结，我们把这种材料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建立在地理结构上的族群思想，即 “要服”与 “荒服”的思想，要字本义为女子两手插腰之状，突出腰的含义。结合古代典籍要可以解释为 “约也”，在要服中 “要”应该是约定，约束的意思。中间包含着相互协议的意思在里头，现代汉语的 “要约”就是约定的意思，正是这个意思的留存的例子。师簋铭文和兮甲盘铭文可以看出，淮夷向周王进贡的物品有丝织品和粮食，并且在边境地带的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受周王室控制的淮夷不但要缴纳贡赋，还要承担力役，进人，在边境进行贸易就要按规则征税。该器马承源先生断为宣王器，应该是比较中肯的，宣王中兴，国力强盛，兮甲在随宣王打败了猃狁之后，又开始经营东南，加强东南部族的管理。

我们知道周代中后期确实对于东南诸族有征收贡赋力役的情况，并且对于边境市场交易也进行有效管理，征收类似赋税的管理费用。证明 “要服”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不过并不是古人在注释所讲的六年一见，而是随着国力的情况，有着多样的征收形式。五服制度包含了先秦人们的统治智慧，其中重要的是开始中国古人处理与周边族群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将对于周边族群的关系成为外服，包括 “要服”与 “荒服”，将对于内部的统治分为 “内服”的话，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保持文化上的自由，并不予干预，后者则统治区内文化上基本趋同的趋势，统治思想和核心价值上会与中心王朝保持一致。

二、西周五服制度蕴含的国际关系伦理

国际关系范式研究在西周应用的可能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有争论，先秦的历史研究是否可以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进而分析其中蕴含的国际关系伦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分析和尝试。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大陆学界开始了研究先秦国际关系思想的浪潮。阎学通等人希望能够研读先秦政治思想来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梳理先秦时期传统的思想，比较中西方对于国际关系的不同理解，进而提炼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因果论述，为开创中国学派奠定理论基础。

西周时期的五服制度当中包含着国际关系伦理学的因子，具体表现在对待蛮夷时所遵循的伦理原则，就是不刻意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其他族群省行，采取来着不拒绝，去着不追，不把自己的礼乐文化机制加到周边荒服和要服人群的身上。这里面就是建构主义伦理学所遵循的国际关系伦理。崇尚和平、反对攻占；合和中庸、兼容共存；崇德尚用，协和万邦。这些伦理思想是周人的政治思想，也是周代政治伦理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期自然外化。

国际关系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范畴，是以国际关系的价值秩序为特定研究领域的应用伦理学领域。在历史上一个社会的伦理系统是特定的社会背景的产物，周人扎起处理与周边族群的关系时候集中体现。畿服制度在战国事情才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但是对待周边族群的实践从西周就开始了，是周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其实在西方较早在康德时代就提出永久和平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虽然带有理想主义的内核，实质上与我国的历史是有相似的地方。在国际关系伦理学的研究中，必须坚持跨学科的方法去达到研究的目的，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心里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战略和传播学均可以为我所用。国际关系伦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国际伦理，就是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ｔｈｉｃｓ）；另一层意思是指国家间关系伦理，大多数学者是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康德是近代着名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主张带有理想主义的因素，但是影响深远。他提出国家之间必须结束野蛮的政治自然状态，建立一个逐步消除中战争的永久和平的国际联盟，这就是着名的永久和平论。在此理论中，康德提出三项原则，在第三条中认为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国际社会是一个人共生的系统，国家间的互动行为具有伦理的性质，必须有一个道德的内涵，在双边的国家间有依存性、互动性、平等性、平等性和共享性。

三、西周国际关系伦理的生成机制

西周时期的国际关系伦理原则是然外化，也是当时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族群所面临的群斗争和资源争夺最有效的方略。其中蕴含着自然的因素、资源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还有策略性的因素。

西周时期是中国思想生发时期，基本形成了国人对天下的理解和意识，所以其和平主义的思想与早期的天下观念也密切相关。周人在处理与周边族群的关系时候，遵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按照礼乐文化所确立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原则，进行自然的延伸。

周人在处理周边族群，亦即对于周边族群以得治理之，这是周人德性文化引申出来的必然逻辑。所谓德性的核心概念就是用行为的感召力为对方做个榜样。力求摒弃武力的因素，并非说我们的祖先完全排除武力的因素，而是说我们不会将武力作为处理事情的首选。所以说伦理基础决定性了周人在处理周边族群关系的时候自觉地将处理国内关系的道德法则移植到了处理周边族群的关系当中。

周人在反对 “大邑商”的过程中对于周边族群以团结为主，达到对于最大的敌人商的反对。西周王朝成长壮大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处理与周边族群的关系。早期周人在豳地与戎狄相处，戎狄逼迫，南下至于岐山一带，就与戎狄族群有过密切交往。周人在周原一带与羌人密切交往形成了在人类学的 “两个半月”，建立了互相通婚的关系，并且从羌族学到了古老的农业知识，周人逐步发展成为农业族群。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周人面临着商人及其在关中地区的帮凶秦人的欺压。所以周人在处理与诸族群的关系时，始终将商人作为最大的敌人，把攻灭商王朝作为最大的政治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周人团结尽可能多的族群对付商王朝，将德性伦理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和平主义的手段，终于推翻了大邑商。由于周人相对于商人人数较少，周人采取和平的方式，保持商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将商人的工匠技术人员为我所用。这一系列的策略，贯穿着和平与道德的因素。

周人发源于西北，对于不同族群的残酷斗争认识深刻，对于西北诸族群，也采取策略性政策。西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重要农牧交错地带，由于气候的干旱化，这一地带的族群冲突在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左右相当残酷，周人在有着与戎狄族群斗争的经验，深知其经济的寄生性与掠夺性，所以在处理与西北族群的关系时候，并不想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到他们身上，这就是要服、荒服的策略。这当中包含着和平的因素，同时又承认文化多样性。

正是周人的历史特殊的历史境遇决定了其在处理周边民族问题时候能够自觉地加进和平与道德的因素，这些思想对于当带社会可以作为积极的思想资源。

四、西周国际关系伦理的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所遵从的系统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其中遵循的多是丛林法则，忽视或者轻视道德使得价值和功用。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加中国可能也可以为世界贡献自己的精神资源，源于西周的五服制度可以抽取其中喝了的内核转化为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里另外一种价值。有学者认为在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依然是脆弱的，理想主义者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则是西方价值的全球传播，其中迷人的道德措辞往往成为强权国家干涉行动的借口。

周人这样价值体系自然也为当今世界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提供了人丰富借鉴。周人在处理与周边族群的关系时候，遵守了伦理学的原则，其中早期关于天下的构建包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伦理的资源。在当代世界中，一些学者也陆续提出了各国必须以伦理为依托来解决国际问题，承认各国的条件的差异性，寻求纷繁复杂的文化多样性当中的最低的道德标准，用更多的包容性来解决问题。在当今复杂的世界秩序下，国际关系的伦理规范存在这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是否有普遍意义的伦理标准，西方文化传统中有普遍主义的传统，而西周的五服制度则具有较多的特殊主义，这种立足于华夏礼乐文化的族群主义，包含着和平与遵守彼此文化和选择的弹性，可以认为是在普遍伦理和特殊主义之间建立一个通道，使得国际关系伦理文化打通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按照西周王朝的华夷观，我们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其他少数族群，不是首先诉诸战争，就是调和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矛盾一个很好的选择。

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伴随着精神的自由与解放，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是华夏族群的一场精神大解放，获得了人文理性，人从神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尊重人，理解人。周人奠定了华夏基本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气质，这种精神特质表现出极大原创性和可塑性的可能。在传统的国际关系领域有两种对立的国际伦理传统，即现实主义的 “非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法理道德主义，这两种分野的差异主要是伦理分野。在西方的国际关系伦理传统之外还可以由西周时期生成的建立在道德与和平基础上的伦理传统，这个区别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与康德的思想有些接近，根据以人名命名的惯例，不妨称之为周公式的国际关系伦理。在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后来春秋儒学生发的基础，我们对其中的国际关系伦理的整理和思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