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的理想人格模式可以称之为“内圣外王”。“圣”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圣人即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由于圣人是一种至高无上、普通人难以达到的人格境界，所以孔孟及其后继者又把理想人格分为圣人和君子两类。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是人们经过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君子”型理想人格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其理想人格模式就其构成要素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仁爱的胸怀；忠恕的品格；中庸的风貌；文质统一的气度；志不可夺的信念；经世济民的志向；刚健自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此外，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君子型理想人格，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完整的人格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内在的要求和规定，如大同的理想；孝悌的情怀；见利思义、非义不取的精神境界；恭宽信敏惠的良好品德，等等。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模式无疑是崇高完美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对于儒家理想人格模式应当加以批判地改造，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其在新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先秦儒家；孔子；理性人格；“内圣外王”；君子
儒家思想的主体是伦理学说，而其伦理学说的核心又是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问题。先秦儒家理想人格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想人格模式，不仅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而且对我们今天重塑新的理想人格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格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品格和行为。理想人格则是人们向自己提出的道德上应有的完美人格形象。人对自身价值的反思以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早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即已开始萌芽，但对这一问题的自觉思考，则开始于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道德上高尚完美的圣贤，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他们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楷模是尧、舜、禹、汤等古代圣贤。一部《论语》，就有九处以崇敬仰慕的情感论及古代圣王。
概括地说，儒家的理想人格可以称之为“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外王”是指人的心性修养的外在表现，即把人的主体修养所得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中“修己”是“内圣”，“安人”、“安百姓”是“外王”。虽成书较晚，但却反映先秦思想的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的方面，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的方面。“内圣”是人的一种内在的主观精神状态的自然延伸与拓展。儒家提倡“以修身为本”，而修身的目的，正在于追求人格的完善，实现“内圣外王”。
儒家的理想人格模式是“内圣外王”，“圣”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格就是“圣人”。圣人即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如孟子所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在儒家典籍中，这种圣人如尧、舜、禹、汤等等，都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境界，成为人们仰止景止的“圣人气象”。
由于圣人是一种至高无上、普通人难以达到的人格境界，就连孔子自己也不敢以圣人自居，声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所以孔孟及其后继者又把理想人格分为圣人和君子两类。如果说圣人是至善至美、一般人不可企及的人格形象的话，那么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则是人们经过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所以《论语》中有多处提到“君子”。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君子”一词在西周、春秋时，原为贵族的通称，自孔子始，才赋予其道德含义，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完美人格者的称谓。这种称得上“君子”的人格楷模，具有孔子所倡导的“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三达德，以及孟子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这种君子型理想人格是尧舜禹汤等圣王已经做到的，也是人们经过自身的修养和追求所能达到的。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君子”型理想人格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其理想人格模式就其构成要素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爱的胸怀。在儒家学说中，“仁”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原则，也是理想人格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颜渊》）。后来孟子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是仁的灵魂和内核，是仁的根本之所在，也是仁人君子必须具备的首要品格。作为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内在要求，“爱人”不仅仅要爱自己的家庭成员，即所谓“亲亲之爱”，还必须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广博的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可以说，这种仁爱意识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人”还意味着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与对待鬼神的消极态度相反，孔子对“人”总是给予极大的关注，对人的价值总是给予积极的肯定和强调。《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说明孔子是重人不重物的，充分表现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如果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所谓“爱人”就成了一句空话。当然，在孔子看来，君子仁人应以博大的胸怀去“爱人”，但并不是无原则地爱所有的人，他主张有所爱，也要有所恶。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为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真正的仁者，就要既能“好仁者”，又能“恶不仁者”。孔子对理想人格的这一要求，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其合理意义的。
（二）忠恕的品格。从仁者“爱人”这一理想人格模式设计的总原则出发，孔子还提出了“忠恕”的要求。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对此，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上）忠恕是仁的道德原则的进一步发挥和体现，它既是“仁”的重要内容，也是仁人君子应当具备的一种重要品格。具体地说，先秦儒家所讲的“忠”，并非专指臣下对君主的顺从和效忠，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其要求的范围遍及于臣民。“忠”是保证人与人之间进行正常交往所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也是“尽己”“为人”的由内向外的道德情操和高尚行为。孔子多次讲到“忠”，强调要“与人忠”（《子路》）、对工作要“行之以忠”（《颜渊》）。这里所说的“忠”，都包含着真心实意、诚恳老实的意思。关于“恕”，孔子明确地解释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就其一般意义来说，“恕”不仅有推己及人的含义，也有宽恕、容人的意思，它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治长》）。作为理思人格的重要素质之一，“忠恕”是一种宽以待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品德。
（三）中庸的风貌。在儒家看来，君子型理想人格还必须具有中庸的风格和品貌。孔子认为，中庸既是接人待物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孔子不但把中庸称为德，而且将其提到“至”的地位，认为它是人们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中庸”要求人们的言行要“允执其中”，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狂即狂妄，狷即拘谨，是两种对立的品格。君子应当按照中庸之道，不狂不狷，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温而厉”，“恭而安”（《述而》）。《礼记·中庸》篇中也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按照“中庸”的要求，君子在接人待物中，言行举止要无偏无颇，执两用中，做到适得其中，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能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成为众人的楷模。这就如孟子所说的：“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推崇“中庸”风貌，提倡中和之美，突出体现了先秦儒家理想人格模式设计的鲜明特色。
（四）文质统一的气度。关于君子型理想人格模式的设计，孔子还提出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的命题。在孔子看来，君子应当“文质彬彬”，只有同时具有“文”和“质”两个方面，才能成为“君子”。“质”是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信念，即个人心性修养方面的素质；“文”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和仪态风貌。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同上）要实现君子型人格，就必须克服文与质任何单方面的偏离，把内在的品德与外在的表现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辅相成，达到完美的统一。在理想人格模式的设计问题上，孟子后来提出了“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孟子·尽心下》）的命题，认为只有把仁义礼智等内在的品德要素扩充到外在仪态的各个方面，品行端正高尚而且有广远的影响，才是完美的人格。荀子进一步提出了重视内在素质的观点，认为形象的美丑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术的善恶：“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非相》）这些都反映了儒家在理想人格模式的设计方面注重内在素质的修养，强调内在美与外在美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观点。
（五）志不可夺的信念。“志”即志向，它是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人各有其“志”，这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论语》中多次讲到“志”，诸如“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等等。在儒家看来，作为君子，应当“志于道”、“志于仁”，把“仁以为己任”，把弘扬仁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儒家把“志”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素质之一。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他推崇和赞美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气节情操和人格独立精神。孔子认为，“仁”的境界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能“立志”、“行志”、“守志”，对“仁”有着执着的追求，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仁”的境界。孟子也提倡“尚志”，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要求人们要象“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孟子·告子上》）一样“志于道”、“志于仁”。曾子在谈到君子时也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泰伯》）先秦儒家“人贵有志”、“志不可夺”的思想，对后世的理想人格追求有重要影响。
（六）经世济民的志向。儒家认为，圣人君子并不是仅仅追求心性道德的完美，更重要的是由“内圣”而“外王”，即亲身参与“外王”的事功致用，由个人的道德修养拓展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领域。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强烈的入世特征。正如梁启超所说：“‘内圣外王之道’，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论语考释》）孔子在回答主张消极避世的隐者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微子》），公开表示反对出世。他的理想人格模式不是要超越与游乎世俗之外，而是要博施济众，具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孔子曾明确表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孟子也曾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把“不忍人之心”视作推行“仁政”的根据：“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是“内圣”，“不忍人之政”是“外王”。孟子明确把既有仁爱之心又有经世济民的志向，能够积极入世、博施济众的人视作理想人格的楷模。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体现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义务感和责任感，体现着对自身利害得失的超越以及对整个社会的浓厚关怀。
（七）刚健自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理想人格模式的设计方面，先秦儒家与道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提倡一种刚健自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表现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的努力不懈的追求中；表现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坚韧不拔的奋斗中；表现在“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的不屈不挠的浩然之气上。孔子为了实现其仁学主张，率徒驾车，周游列国，“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虽历经无数曲折与坎坷，仍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到了晚年更是勤奋进取，兢兢业业，潜心删定六书，收徒讲学，发愤工作。那种“深则厉，浅则揭”（《宪问》）的消极无为、随波逐流的态度为孔子所不取。他虽然很想当官见用，却认为“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同上）孟子与孔子一样，怀着“兼善天下”的使命感，颠沛流离，奔波于诸侯之间，虽屡遭挫折，仍不改其志。孔孟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勇敢顽强、拼搏进取精神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孔子对君子型理想人格还提出了如下要求：“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不忧”、“不惑”、“不惧”是主体对外在力量的抗拒，是主体的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选择。这种独立意志和人格追求在特定的境遇中就表现为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也提倡“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面临生死考验时，当生命与“仁”“义”不能两全时，作为志士仁人，决不能贪求生命而损害仁义，而应当甘于牺牲，视死如归。这种精神，也是一种“以身殉道”的精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孟子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孔子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在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决不能袖手旁观，怯懦退缩；当需要主持正义时，就义无反顾，勇敢地去做。这一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孟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儒者所继承。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荀子称赞和推崇“士君子之勇”，正在于这种“勇”是“义之所在”，而且“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持义”。孔孟及其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追求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视死如归、慷慨捐躯的壮举，正是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无畏气概和献身精神的体现。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君子型理想人格，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完整的人格模式，除上述主要构成要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在的要求和规定。如大同的理想；孝悌的情怀；见利思义、非义不取的精神境界；恭宽信敏惠的良好品德，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模式无疑是崇高完美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道德理想上要求“内圣”与“外王”统一，而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往往又是分离的，即“内圣”未必能够“外王”，未必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外王”也未必就是“内圣”。从儒家所标榜的圣王先贤不同的个人遭遇来看，这一矛盾表现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文化心态。从总体上看，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是以“内圣”为基点建构起来的，这就使其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方面往往过分强调心性修养和道德素质，而忽视了人格中的科学文化修养和科学技术素质。他们虽然也重视“智”，孔子把智与仁勇并提，孟子把智与仁义礼并列为人之“四德”，但“智”更重要的还是指为人处世的道德方面的能力和素质。这就造成了中国士人在理想人格追求中鄙视科学技术的心理状态。同时，由于他们忽视或排斥劳动这一人格要素，这也就决定了其理想人格模式是不健全的。这也是中国士人在理想人格追求中鄙视劳动的重要根源之一。然而，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模式尽管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但它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弃之不顾。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仁爱胸怀、忠恕品格、中庸风貌等等文化心态和精神品格，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对于儒家理想人格模式应当加以批判地改造，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其在新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