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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新认识

2022年04月25日 10:30  点击:[]

齐卫平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提出的新论断,体现党中央的新认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发展逻辑,要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大论断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实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时代提出实践新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必须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篇大文章。

关键词:《历史决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意蕴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论界对这个重大论断进行了深入研究。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时,把“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中。“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理论创造形成的深刻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深入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逻辑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识,贯穿于党的百年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 党凭借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发展中产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团结带领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新思想树立起来,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鸦片战争以降的“西学东渐”演进中,许多国外先进思想曾被搬用到中国试验过,但都品尝了失败的苦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呈现出强大生命力,虽然也不断遭遇了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反对和攻击,但最终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实践检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站得住、行得通、显得灵。

从认识史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文献资料表明,建党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就有初步的认知,李大钊就是代表。在1919年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凡是一种主义“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2] 据此,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源自李大钊的思想”,“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这样的评价,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合乎思想逻辑。但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还有瞿秋白、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强调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国情问题,主要是为了驳斥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很难说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知。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党建立后最初的革命实践走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弯路。毛泽东曾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3] 这个反映历史事实的评论正是说明了党创建初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的缺乏。而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生教条主义盛行党内的情况,也与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开展反对“本本主义”的斗争,对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并非从创建后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建党初期先驱们思想的萌芽,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意识的确立,是党汲取中国革命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促成的。从实践发展的角度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开端。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命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入了理论自觉的发展阶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的重要时期,从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一系列讲话看,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4]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5]“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6] 毛泽东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7] 这些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的思想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是建党20年后开展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的重大意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在全党达成统一。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8]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9] 这个结论揭示了一条历史线索,从党创建起,经过24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达到思想成熟的水平。延安整风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传统,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新的历程。毛泽东要求全党“以苏为鉴”,提出“第二次结合”任务,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独创性理论成果,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步伐。(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成为党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主线,并先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然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不是一经树立就宣告完成的。事实上,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又一次遭遇了曲折。1956年党的八大后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留下不成功的遗憾,党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客观规律,严重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错误实践,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了正确的轨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深刻反省历史和总结实践教训,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初,邓小平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这对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反复重申一个道理: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10],“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11] 改革开放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作出的历史抉择,这场被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新的场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整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2]。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收获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创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3],“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4]。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脱贫攻坚伟大胜利,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重大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力量。

党的百年奋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不断深入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循序渐进的历史轨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内容,但把这个相结合明确揭示出来,则是基于新时代实践的要求形成的新命题。

习近平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由来已久。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5] 这四个“讲清楚”,已经从党的实践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6] 这里已提出了结合“历史文化传统”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把“两个结合”完整揭示出来,建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基础上。

“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有着内在的思想逻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说,“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揭示不只是内容丰富上的增添,更是深刻意境的开拓。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呈现党的百年历史实践重大原则的话,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呈现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机地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发展新历程的时代要求。“两个结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论断的时代意蕴

中华民族历史延绵5000多年,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凝聚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历史地看,虽然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也曾有过分分合合的场景,但这样的经历很少,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闹独立、搞分裂不得人心。在地域广袤的国家范围内,不同民族能够形成同一个命运共同体,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密切相关。习近平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7]

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历史积淀和传下来的东西,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潜在力量影响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准则。传统是断不开、舍不掉、割不了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把传统抛弃,历史就是延续传统的载体,不管有什么样的意外情况发生,传统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历史演进中发挥出作用。马克思关于传统有很深刻的论述,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一方面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另一方面又指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8] 马克思对旧传统持批判的态度,但对传统的历史作用则加以肯定。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继承传统的产物,“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9] 习近平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20] 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为深刻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启迪。

怎样认识和对待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作出精辟论述,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1] 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也很重视传统的继承,1956年8月24日,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说:“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22] 历史实践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都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态度,奠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正确对待历史传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因素会干扰人们的认识。近代中国有个特殊情况:中华民族因落后于世界先进文明而遭遇耻辱,传统式微曾让中国人民处于尴尬的处境。“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23] 这样的遭遇产生民族优越感与时代落伍感的纠结,许多人在思想挣扎中陷入迷茫。近代中国社会几次发生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论争,体现了对历史传统认识上的差异和对峙。从社会表现的现象看,既有以提倡国学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主张,甚至有捍卫传统的“殉道者”,又有批判中国的历史传统而欣赏外国文化的青睐者。社会呈现的这两面,使对待历史传统问题上的差异始终伴随着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道路探索。

1915年中国思想界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推出“赛先生”和“德先生”两位西方代表登场,在把近代文明思想介绍于中国的同时,也催生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性思考。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中,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主要代表的“新青年派”与以杜亚泉、章士钊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争论不休,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各抒己见。“新青年派”人士批评东方文化代表农业文明的落后性,认为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具有先进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海外研究者如林毓生等人把他们称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24]。“东方文化派”人士持反对意见,更倾向于肯定东方文化,同时主张将东西方文化杂糅并蓄,其中梁漱溟的态度更坚决,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末路”而宣告破产。两派观点上的是非评判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但这场东西方文化论战形成了一种僵硬的思维和机械的逻辑,即认为凡是反传统就是革命的,守传统就必然反革命。这样的认知很容易被主张革命的人所接受,形成对待传统的基本倾向。确实,在一般认知逻辑上,坚持创新必须变革传统,困于传统必然趋于保守。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党的历史实践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历史实践中在对待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上出现认识上的偏差与此有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积极开展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不容抹煞。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对继承历史传统作出过许多重要指示,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指导作用。《历史决议》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叙事中对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作出肯定的总结和评价。然而,由于很长时间里党把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作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影响了对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深刻揭示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问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5],提出“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26] 的要求。虽然这是针对官僚主义存在严重问题而说的,但从一个侧面说明对历史传统缺乏批判性继承的缺憾。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片面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观点,在全社会开展“扫四旧”、批孔和反儒学,给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思想混乱。“两个决裂”的观点被错误地演化成否定历史传统的激进思想,在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上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7] 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28],要求“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9]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取得的成就鼓舞人心。但又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想把改革开放向“西化”的方向引,国外敌对势力也企图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尤其是大量国外思潮涌入国内,热衷西方话语一度成为比较流行的现象,西方思想和制度受到热捧,“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30]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现象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滋长,有些人借助网络媒体散布各种奇谈怪论,歪曲党的历史、贬低自己的民族、损毁国家声誉、颠覆英雄形象,扰乱人心,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严峻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极其深刻的思想。第一,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历史是树立灵魂的根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31],“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32] 第二,揭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33] 第三,要求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彰显社会正能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3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35],“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36] 第四,提出要以辩证态度对待历史传统。“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37] 第五,阐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38] 第六,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39] 从党的历史看,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上作出如此丰富的论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蕴。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要求

“两个结合”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新时代实践要求,在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历史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40] 这是从世界和中国两个视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的新界定。

强调“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源泉和精神根基。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华大地上不懈奋斗,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实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不仅要弄清楚中国的现实是什么,而且要搞明白中国的底蕴在哪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篇大文章。

第一,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磅礴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对全党的政治要求,而且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历史决议》指出,“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是“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41] 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长期夙愿、共同诉求、奋斗动力和前景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把它充分利用起来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中华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它不仅蕴藏着追求共同理想的行为准则、道德伦理的建设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理念,而且包含着国家治理的哲理思想。“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4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任务。[43]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体现时代特点又承继历史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资源作用,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以正确的历史认知为基础坚定历史自信,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创未来。党中央号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建立在长期探索的经验总结基础上,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党和人民最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和中华民族充满自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又提出坚定历史自信的要求,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44] (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他还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45]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正确构建历史认知的内在要求,坚定历史自信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排除任何思想干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中开创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未来。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把中国故事讲好,是习近平反复提出的要求,并身体力行作出了榜样。《历史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好范本。中国故事不仅要讲给中国人民听,而且要讲给世界各国人民听。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非凡奇迹的故事讲精彩,又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精彩。“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46]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有利于向世界各国展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实践者、弘扬者形象。

第五,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在认识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亮点突出体现在提出和强调中国话语构建和建设上。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他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47],“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48] 话语是文化的承载,不同民族的话语体现文化的民族特色。中华民族历来以自己的话语创造出优秀文化。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必须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49],以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与时代潮流相融合、与世界大势相并进,彰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意蕴。

任何理论命题的提出都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成果,体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新认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当代中国实践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新内容和新要求。“两个结合”共同推进,展现新时代伟大实践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历史决议》指出:“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切期待,14亿多人共同等待着这个美好愿景的实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支撑,中国人民有自信、有底气、有能耐朝着光明的前景勇往直前,推动中国这艘巨轮到达璀璨的彼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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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43]《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84页.


[44]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45]《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9日.


(文章选自《理论与改革》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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