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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破解: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审视

2022年06月20日 10:11  点击:[]

曹志磊,成良斌,杨雪英

摘要: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转向文化领域生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它通过消解青年文化品质需要的抗性、建构文化消费符号、培植关键“意见领袖”和控制青年文化消费发声等形式,对青年文化消费施加影响。受文化消费主义误导,部分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陷入困境,表现为理想信念走向虚无、价值追求逐渐扭曲、审美生活日渐庸俗、娱乐生活趋于空虚。对此,应通过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培植青年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园,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序、高质、向好发展。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商品

中图分类号:D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4-0059-06

“精神文化生活既是指那种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也是指那种把与人们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活作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精神生活”[1],主要涵盖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审美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借助资本流动与文化输出进入我国,而文化消费主义正是消费主义转向文化领域的产物,它内涵着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导向,并通过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冲击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围困并阻碍其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精神文化生活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厘清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形成机理、影响机制及其对我国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现实困扰,寻求破解之道,是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而赓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

一、全景观照:消费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文化转向的结果,这一转向具有内在的转换机理。同时,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消费的影响也具有一系列内在机制。

(一)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念体系”[2]。生活方式上,它主张消费至上,鼓吹消费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社会文化上,表现为资本逻辑的文化外延,诱导个体服从资本的无限扩张;价值观念上,遵从《蜜蜂寓言》的预示,排斥一切禁欲主义观念,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拓展,力图通过“满足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使其痴迷低级甚至畸形文化消费”[3],其并未超出消费主义的本质限定,而只是披上了一件新“外衣”。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存在一整套转换机理。首先,大众对文化生活重视度的提高是这一转换的社会源头。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也指出平庸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唯有当大众物质生活需要达到一定满足程度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4]P531,即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其次,文化的商品化、资本化和产业化为这一转换提供了必要前提。文化商品化进程被大众占有后发展迅猛,资本入驻和文化产业的集群化也就成为大势所趋,这也为消费主义打通了侵入文化消费的道路。再次,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扩张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根本动力。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增殖逻辑,为谋夺“开辟新大陆”福利来满足增殖野心,当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时,资本就迅速入驻并极力鼓动大众的文化消费欲。最后,现代大众媒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支撑载体。资本要求的文化消费的普遍化必须基于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现代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文化商品摆脱了对物的固化依赖(单维关系如一本书对应固定文化内容),而转向一种动态依赖(多维关系如联网设备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文化内容),推动了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趋势,进而为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重要载具。

(二)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青年是参与文化消费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消费主义的目标群体,文化消费主义根据青年文化消费理念、行为特点,发展出一整套影响机制。第一,张力消解:青年文化品质需要的抗性拆解。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行为不仅基于工具理性的有用原则,更有呈现价值理性的品位追求,对文化商品的内容质量等表现出“不妥协”态度。但对习气功利的资本而言,文化商品仅具有增殖的工具价值,因此功利主义地追求最高文化生产率和利润率是其唯一信奉的“道德律令”。青年群体与资本的价值取向的对抗构成当代青年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试图取得全面成功的青年文化商品都必须将品质和效率的博弈维持在双方底线之上重合的有限范围内。因此,文化消费主义作为资本追求效率的手段,就呈现出瓦解青年群体对抗张力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强化“及时享乐”的感官刺激来消解青年严谨认真的理性思维,一方面通过强调文化商品的泛娱乐性来回避青年的理性追问并麻痹青年,总体上是以功利的工具思维模式来消解青年的品位追求。第二,符号建构:青年个性表达的文化消费模式。人是“符号动物”,一切“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5],青年群体热爱自由,追求刺激,秉持“不走寻常路”的个性信条,文化消费成为他们表达个性的重要途径,文化商品内蕴的个性符号成为青年最为看重的附加值。鲍德里亚指出,消费行为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的规范,除需要外,“另一个则是产品符码化”[6]P203。因此,在青年需要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开发、孵化文化商品的“独具一格”的个性符号即IP是当下文化消费主义的重要影响机制。如《盗墓笔记》在同时杂糅男性向的冒险和女性向的耽美等元素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盗墓”IP,取得丰硕的销售成果,大量同人文、周边产品的出现也证明了该IP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制一方面呈现“解放”形式,推动青年个性思维的发展,鼓励他们勇敢撇开世俗眼光、打破权威束缚、“活出自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控制”形式,即试图借助重复的媒介宣传来编织信息“茧房”,掌握青年个性符号诠释的话语权,并适时推进符号内容的变迁以增加青年文化消费需要,从而推动青年群体持续消费。第三,“领袖”培植:青年群体关键“意见领袖”(KOL)与资本的相互成就。相较于资本和商家,青年群体在文化消费选择中更信任具有一定情感联系的关键“意见领袖”的推荐。这些“意见领袖”往往带着明星、网红等标签,属于青年群体某一兴趣圈层的中心人物,具有一定契合青年实际需要的感染性要素(如颜值、才华等),自带较大流量,因此对青年文化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当下青年二次元文化圈中的手办文化消费为例,二次元KOL的精准营销推荐具有明显的拉动销售作用且仍有巨大潜力[7]。但资本与“意见领袖”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资本为既有“意见领袖”造势或直接“造神”,通过开设选秀节目和物色草根素人,收买“水军”为其拉票、“打call”等,打造有吸引力的“人设”;另一方面这些“意见领袖”也需要资本提供的平台来实现流量变现,因此必须服从资本安排,向大众进行营销宣传,如在微博上为其站台、参加电影宣发等。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二者间的利益融合,一方面增强资本对“意见领袖”的控制,一方面为“意见领袖”的“热度”服务,提升“意见领袖”们的群体影响力。第四,发声控制:青年文化消费发声的资本收买。青年在文化消费中的角色属性并非固定和受动的,而是存在一种角色动态转变的新趋势。《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更加信赖产品熟人、朋辈的推荐[8]。同时,青年群体也更有意愿和责任心帮助朋友“种草”和“拔草”,他们在“小红书”“豆瓣”等公共点评类APP或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私人社交圈上对特定文化商品的使用和体验感受进行评论,呼吁好友“入坑”或避免“踩坑”。这种表现让青年群体成为文化消费中的“生产消费者”,即他们一方面在消费,一方面又生产他人的文化消费需要,甚至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就被纳入文化生产过程,如演唱会中观众与歌手的互动正是演唱会的重要环节。文化消费主义通过收买和控制青年群体消费发声的机制来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具体有软性和硬性两种形式:软性形式即通过送礼物、返现等形式收买青年消费者给好评或分享给他人,硬性形式则是直接通过后台控评和购买“水军”在各大平台刷好评和宣传。

二、困境反思:文化消费主义困扰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表征

辩证来看,文化消费主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但其影响主要还是负面的。青年一代,正处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成期与完善期,同时较少从事生产性劳动,拥有一定物质基础和空闲时间,接近凡勃伦所说的“越位休闲”(vicariousleisure)状态,易发生“越位”的过度消费。此外,文化消费主义又结合青年文化消费行为、理念的特点来影响青年,因此青年很可能被文化消费主义围困进而精神文化生活中陷入诸多现实困境。

(一)理想信念走向虚无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青年理想信念高远、坚定与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部分青年理想信念可能会崩塌瓦解、没入虚无。其一,在自我中心意识中解构崇高理想。青年一代应志存高远,树立崇高理想,但“在一个消费时代,或是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里,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6]P184。文化消费主义强化了感官和意识上的个人主义,让部分青年陷入唯我的感觉主义。对青年感官欲望的强化和理性思维的剥夺,造成部分青年的集体思维蜷缩为个体思维、集体主义消弭于利己主义、社会责任倒向个人享乐。例如,越来越多青年的职业理想从社会取向的科学家、教师等转向个人取向的明星、网红等。在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中,部分青年理想内含的社会崇高性转变为个人世俗性,对自我现实感受的重视超过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考量,崇高理想也就解构为自我欢娱。其二,在文化功利化氛围中瓦解理想信念。“文化是理想信念生成的精神纽带……是培育理想信念的重要依托”[9],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坚定青年信念。文化消费主义将功利化带入文化市场,让整个市场都展开了一场文化资本循环速率的“生死竞赛”,文化商品的品质、内涵等都被资本狂热的“求金欲”抛之脑后,市场应然的良好秩序被“快餐”主义打破,市场的稳定性被功利化的生产竞逐摧毁,这一乱象进而影响了社会整体文化环境。同时,这种功利化氛围也借助文化商品显现并影响到部分青年。长此以往,功利化所有的短视主义、现实主义、享乐主义让部分青年只关注眼前与自我感受,而看不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丧失奋斗目标的他们以“佛系”自居,认识的误构引起实践的错位,这些青年打着“反内卷”的名义,以“躺平”为荣,对未来、理想的坚定信念在思维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中遭到瓦解。

(二)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价值追求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向度坐标,但文化消费主义既将多维的价值俗化为纯粹经济价值,又用符号价值取代一切其他价值,致使部分青年的价值追求逐渐扭曲。其一,在文化消费中落入价值陷阱。文化消费主义受资本主导,正如“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4]P192,它的“价值”只是资本增殖意义上的自我商业价值,缺失了社会、道德等价值意蕴。此外,它还向青年狂热营销“享乐至上”“潮流至上”等价值观念,实则是用资本建构的“消费叙事”来解构并取代社会主流价值叙事方式与价值共识。部分青年一方面被其内含的单维价值观念误导,用经济价值凌驾于一切其他价值之上,以个人价值割裂总体价值,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方面被其外显的庸俗价值观念诱导,排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用文化消费衡量个人价值,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路途中深陷无边的文化消费主义“泥沼”。其二,在符号消费中迷失价值追求。文化消费主义试图用符号价值淹没实际价值以谋求商品溢价和畅销,而这种符号价值建构本身又是基于资本的逐利需求、个人主义和短视特性,部分青年误用这种资本建构的虚伪符号来建构自我价值,如某些文化商品出品方在宣传时大肆鼓噪该商品与爱国主义的紧密联系,误导青年将消费该商品与爱国者的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结果将现实的爱国行动搁置一边,本末倒置。一方面符号价值的偏隘性决定了青年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狭隘性,另一方面符号价值的现实脱轨性决定了他们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虚幻底色以及意识的虚假性。青年们在迷信于符号表征的所谓“个性”、沉浸在文化消费创造的虚幻映像中的同时,将价值追求的集体性、长远性和实践性弃之不顾,最终迷失在前途命运“不靠奋斗靠包装”的假象中。

(三)审美生活日渐庸俗

审美生活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审美生活可以愉悦身心、提升精神境界。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文化内容劣质庸俗,文化形式突出感官刺激,可能造成青年审美的庸俗化取向。其一,在低俗的文化内容中产生审美偏差。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市场中充斥着资本的增殖狂热,随着质量优先原则这一张力抗性的消退,缺乏美的意蕴的低俗文化大行其道。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导下大众文化的俗化趋势,指出“快乐原则吞并现实原则;性欲以对社会有利的形式解放出来”[10],认为在抹除精英文化的对立和超越性要素后,低俗文化成为流行。例如一些文化资本平台,为吸引流量,放纵大量暴力、软色情等低俗文化商品的问世,助长“恶搞文化”“审丑浪潮”“废话文学”等低俗文化的流行。青年长期受到低俗文化的影响,很可能发生审美的认知偏差,批判向度的缺失让他们认同甚至效仿这些庸俗文化的畸形审美,如“网红脸”“白瘦幼”等。其二,在持续的感官刺激中降低审美素养。本雅明指出,“消遣性接受随着日益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觉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迹象”[11],而文化消费主义将这种感官消遣推广至所有文化商品。热爱冒险、追求刺激、注重娱乐是青年的本性,但却被资本利用和放大,沦为劣质、低俗文化商品的重要目标群体。青年虽然可以通过感官刺激缓解精神压力,获得瞬间快感,但不利于其审美素养的长期发展。青年长期将注意力放到感官刺激就会忽视文化商品对自身审美素养的熏陶,对即时感觉的强化导致后续反思的匮乏,审美反思的缺位加剧审美素养的下滑。

(四)娱乐生活趋于空虚

数据显示,2018年“90后”“00后”新生代在文化娱乐上的消费占比就已经超过24.5%[12]。娱乐生活是青年缓解精神压力和疲劳、实现身心愉悦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的娱乐生活呈现只“娱”不“乐”的状貌。其一,在短暂的狂欢中缺失人生体验感。根据勒纳的发展情境论,青年所处的社会情境对其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文化消费狂欢情境中,部分青年对生命意义等宏观问题的探索就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所取代。波兹曼揭露了“娱乐”的世界统治力: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13]。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娱乐”的权柄,试图用浅薄空虚的娱乐文化取代意蕴深刻的严肃文化和高雅文化,文化营养的匮乏与文化教化功能的遮蔽和肢解,进一步扼制了青年的思维探索,多元的人生体验降维成纯粹的作乐寻欢,在即时快感消退后,其体验就趋向虚无。其二,在娱乐消费中陷入孤独无助困境。有调查表明:“‘90后’大学生进行的文化消费……呈现出浅层化、娱乐化、消遣化的亚健康状态。”[14]在这种亚健康文化消费中,青年一方面不能得到多少思想沉淀,一方面如果将在此养成的自私自我的娱乐趣味带入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面临诸多困境:“我行我素”的青年对他人感受的忽视以及异质观点包容性的减弱,让其在现实行事中难以顾及他人感受,甚至用线上的圈层模式为人处世、画地为牢,造成社会性的脱离,引发精神孤独。此外,青年若形成娱乐文化消费上瘾机制和非理性的超前消费习惯,就会沦为自身欲望和文化资本的奴隶,财务赤字让欲望不能得到持续满足,从而陷入痛苦无助中。

三、破解之道: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应对策略

(一)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精神文化生活有序发展

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消费的前提,也是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动力。但是,文化消费主义一方面利用文化商品的符号价值来虚假地满足青年对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来放纵青年对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的需要,实质是将青年精神文化需要统一转化为无休止的欲望。因此,必须在对这种“统一欲望”解构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有序进行。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符号假象,引导青年将对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建立在现实奋斗中。首先,坚守线上线下多维文化市场阵地,严格管控文化资本并把关其在各大平台上的推广活动,严禁带有虚假性和过度联想性的内容,并形成严格健全的管理机制。其次,基于青年对“个性”等符号的追捧态度,引导青年推动这些符号建构重回“正途”,从“正能量”的积极视角重构文化产品的符号意义。最后,强化青年的理想与价值教育,引导青年超越符号、“回归本真”,将实现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落实到现实奋斗中,特别是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不断奋进。另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摆脱对庸俗文化产品的惯性依赖,用优质“文化盛宴”提升青年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品位,重塑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张力。首先要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文化商品的监管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让文化“劣币”无处可传从而无利可图。其次要加强青年的审美和娱乐教育,助其树立科学理性的审美观和娱乐观,重构文化鉴别的批判和反思向度。最后要由文化宣传等相关部门主导,生产大量如《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等优质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用一系列“文化盛宴”向广大青年传递高尚、积极、理性的审美和娱乐品位,从而恢复被文化消费主义瓦解的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

(二)培植青年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精神世界、促进个体精神成人。但是,在文化消费主义误导下,部分青年形成了错误的文化消费观念,引发精神文化生活的俗化。对此,应帮助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行为习惯,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一方面,从认知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一要明确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就是“要求消费者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反对炫耀性、符号性、虚假性的异化消费模式,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15]。二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化机制,同向发力,多元助推青年对正确消费观的内化。社会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舆论引导功能,宣扬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消费风气。学校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中强化文化消费观教育。家庭应在家风教育中加入文化消费观相关教育,家长更要以身作则。三者联动实现的大思政课建设可以推进文化消费观教育,从而以更宽广的平台、更庞大的受众群体、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多元化的手段帮助青年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另一方面,在行动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内化是前提,外化是关键。一要重视关键“意见领袖”和朋辈行为对青年群体的行为示范效应,督促和引导“意见领袖”等社会公众人物进行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对青年群体施以正向引导。二要在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的前提下,精准掌握青年的文化消费动向,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行为规范与引导。三要激发青年主体活力与创造力,激励、引导青年成为当代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让青年近距离切身感受优质文化产品内含的精神品质与价值意蕴,从而主动同文化消费主义与劣质文化产品划清界限,自觉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习惯。

(三)重塑青年精神家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一种精神与文化认同”[16]。但是,文化消费主义造成青年理想信念的虚无、价值追求的扭曲、审美生活的庸俗和娱乐生活的空虚,给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严重危害,造成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为此,必须帮助青年在现实的基地上重塑精神家园,在重塑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一方面源自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毒瘴”,一方面在于过度消费劣质文化商品引发的精神营养不良。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爱国”就是要求个人与国家间要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力戒个人至上倾向;“敬业”就是要求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发光发热,抵制享乐主义倾向;“诚信、友善”就是要求个体间保持和谐良好的联系,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反对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引导青年超越文化消费主义造成的局域性视野和片面化思维,将自身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微观叙事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结合,超越个人享乐的低俗境界,追求奉献社会的崇高境界,重新找回建设精神家园的正确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用这些精神文化滋养提升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境界。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的共同精神家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7]。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影响青年精神生活、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主导作用”[18]。因此,我们要促进这些优秀文化资源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让其成为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强根剂”和“营养剂”,让青年在优秀文化的涵养中培实精神文化根基,筑牢精神文化之魂,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开创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境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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