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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审思:话语主体与话语主导的辩证观

2022年10月20日 11:14 李楠、韩泊尧 点击:[]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环境的总体格局、变化趋势与国内外意识形态变化及发展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呈现出矛盾性、多样性、关联性态势。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更加波谲云诡,国际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国际问题更加深刻繁多;另一方面,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益主体涉及更加广泛,社会供需变化更加迅速,改革创新挑战更加凸显。把握这一动态性、延续性、长期性进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处于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现状及其内在联系进行分析,把握其内在规律与矛盾,对于我们准确判断、整体性理解当前的意识形态局势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展趋势十分有益和必要。

一、话语主客体发展变革趋势及其影响

    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确证其自身。话语客体依赖于主体存在,话语主体同样要通过客体的建构才能实现其自身,因而话语客体的运动变化也将导致与之相关联的话语主体的变革。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中提出“去中心化”概念,直观表现了话语主体身份的下移与分散——这种主体身份变革与客体现实变化虽然在时间上是同时同步的,但在因果逻辑上存在先后差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话语主体变化以话语客体现实利益诉求所引发的话语客体自身变化为前提。正如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指出的:“交往行为最终依赖的是具体的语境,而这些语境本身又是互动参与者的生活世界的片段。”[1] 话语主客体的“互动参与”构成了交往行为的逻辑前提,话语主客体成为彼此的“对象”,而对象间的互动关系即成为话语运动的必然形式。因此,话语客体因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异形成的内部分化,与当下传播行为、方式、内容的变更所带来的加速作用促使话语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同质转向异质,并在此过程中反作用于客体自身。信息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话语方式产生两方面主要变革:在话语途径即话语的传递渠道方面,从传统图书、报纸等纸媒到广播电视等声媒,再到网络信息与人工智能的新媒介,话语渠道在其发展特点上呈现出时效性、便利性与多元性;在话语主体传播口径方面,从传统纸媒、声媒时代的官方口号式、标语式宣传到“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方针引导下贴近群众生活的官民互动式传播,再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指导下关注现实实践的以实务性和民间性为主要关切的官民一体式传播,传播口径在其变化特点上呈现出务实性、针对性和协调性的特征。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去中心化”潮流的发展推进,民间话语对传统话语主体地位的冲击作用也日益凸显,话语传播的主要路径由传统形式的以官方权威性媒介为起点的演绎式下散传播,逐渐转变为以分散杂多的不同社会群体之中自发形成的意见领袖为起点的归纳式上溯传播[2],既然上溯式的传播路径是由分散到统一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就必然伴随着“统一”与“差异”的并存,即理论逻辑终点与实践逻辑终点一定程度上的矛盾。从话语主体来看,既存在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外等统括性单位的“外部多元”差异,也存在着官方内部各组织机构、各职能部门,民间内部各诉求不同的利益群体等的“内部异质”区分,这种主体结构的多样化与细致化,相较于传统的单一同质结构即“官方—民间”二元传播路径而言,对于社会现状尤其是重大社会事件所引发的社会舆论,具有更强的直观性、具体性与可执行性,能够为权力部门提供兼具代表性和集体性的决策参考。但是,从话语客体角度来看,也相对更容易造成舆论危机。“去中心化”本就意味着话语主体权威性的弱化,失去了统一话语权威的分散的社会群体将可能在意见领袖自发形成的过程中发生群体极化,并在意见领袖形成之后开始形成更加深刻的新一轮极化。由于较之传统的二元传播路径而言,利益单位内部个体基数更少,加之传播方式的信息化使群体性意见交流更加便捷,同时“沉默螺旋”效应又意味着理性意见无法在非理性的舆论环境中占据生存空间,无法推动具有价值方向的舆论思潮向其反面转化,导致话语群体意见极化的过程时长进一步缩短,但严重程度则相对提高。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话语主客体受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所引致的外部多元化和内部异质化状况及发展前景,既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话语权主体的“否定之否定”提供“自我革命”的机遇,为其在实践导向下与时俱进并取得新的发展成果提供了外部动力,又造成一定风险、提出一定挑战,直接表现为对话语主导权的冲击与分散。话语主体、客体的发展变革已成为不可逆的客观趋势,这种状况将会引发何种后果,又该如何应对这一状况及其影响,需要作为当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课题去分析探讨。

二、话语主导的冲击与分散化

   话语主导权是话语主体的特定价值认同,直观表现为某一话语主体对社会话语环境的影响力。话语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话语主导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别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宏观层面的话语主导,是对社会总体价值导向和价值共识的既定与要求,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倾向的领导,影响着中观与微观话语主导的根本方向,主要体现为官方话语权的运用,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性价值判断。中观层面话语主导主要体现在占社会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实践与生活中自发形成并在被自觉作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规范,更多表现在对某一具体人物或社会事件的看法认识上,它虽然不一定与宏观话语主导亦步亦趋,但却以其为基本底线和价值引领,同时也呈现为不触及(即既不依附也不反对)特定群体的特定价值规制的多个群体性微观话语主导的共识,比如无论是所谓微博“男权派”还是微博“女权派”“朝代粉”的内部争论,尽管在性别认同或历史朝代认同上争端强烈,但对于“要保护环境”这一不触及其主要矛盾的共识总体是一致的,而“保护环境”这一社会认同,向下具象化则表现为“保护某某山环境”“保护某某河环境”,向上抽象则表现为在其背后的“和谐”这一价值领导。微观层面话语主导权主要体现在各个社会群体尤其是网络社交群体、圈子之间的“价值公约数”,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话语主导,并时常与相对立或相违背的话语主导进行争夺,如“朝代粉”中的“汉朝派”“唐朝派”“宋朝派”等,其争夺的核心矛盾无非是特定朝代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积极影响程度,而作为话语主导的价值共识便是“汉朝/唐朝/宋朝贡献最大”,呈现出“圈子式”的格局。宏观到微观发挥着价值底线与价值引领的作用,而微观到宏观则发挥着价值诉求和价值变革的功能。对话语主导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区分,是就广义层面而言,在日常语境中,我们则通常取宏观义,因而在狭义上,“话语主导权”与“话语领导权”基本等同。宏观话语主导是基本导向、价值定性、认同公约,把握并分析宏观话语主导,对促进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直接显著作用,下文中的“话语主导”“话语主导权”便主要取狭义,探讨其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联系。话语主客体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话语主导的变化,而话语主导的变化本质上则是对一定时期内话语权威的解构。从主体层面而言,话语主体受到来自社会各群体的冲击和挑战,由单一权威下移到各群体的意见领袖或代表者之中,进而出现多主体的话语权分配格局。因而,这也就使得传统传播过程中的话语主体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是与其他话语主体共生共存,并占据一定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地位”也并非绝对,而是会随着话语权争夺而不断运动、变化,如果忽视这一方面的建设,就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危机。话语主导权在宏观层面是一种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的削弱,势必会导致知识、思维、道德、价值观、信仰等精神领域呈现出真空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客观趋势,官方传播主体除了在教育、思想文化等层面强调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外,其本身也在适应过程中发生内部的分散与细化,“CCTV”不再是唯一的、独生的“官媒招牌”,而是催生了“共青团中央”“中国长安网”“外交部”等各种各样的“传播分工”——而在这些宏观“分工”之下,又根据地区差异性产生“青春北京”“青春上海”等更加细微的“传播分工”。一方面,这种“传播分工”能够利用大众归属心理,使身份不同的各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地区、年龄、政治面貌等基本信息进行“对号入座”,加强了不同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占据网民绝大多数的青年人的认同感,并以青年人快速、迅捷的传播渠道扩大客体立场同质化,形成代表“主流”的话语权合力,反作用于话语主导权的巩固和提升;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分散后的话语主体与客体进行更深层次、更多领域的交互,进一步打通官方与民间之间的传播壁垒,在政治学视阈下则体现为干群关系的密切与和谐,从而减少或消除民间对官方话语权不必要的误解等外部因素,进而为话语主导权的自我革命、自我优化、自我否定提供外部资源。从客体层面而言,这种话语主导权的外部消解和内部分工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方面,它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使民众诉求能更加细致、具体地进行交流与传达,也使得传统官方审批程序流程大为缩短,提高了民众利益诉求得以反馈的效率。“像金融系统一样既具有全球性、又能实时运作的惟一一种制度就是大众传媒。”[3] 在网络已成为主流信息传播渠道的当代,大众传媒的主要场域也进行着转变,占领了网络舆论高地,实现了网络话语主导,也就能极大巩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主导作用。话语客体的变革促使话语主体在民间层面实现利益需求细化,在官方层面实现行政供给细化,使原有“单线程”的官民互动渠道转变为“多线程”,促使话语互动实现由片状向点状的转变,推动了话语民主的发展,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善。但另一方面,它又存在着提升民众非理性言论辨别能力的要求与非理性言论弹性因限度较低而容易造成不可控舆论潮流之间的矛盾。人不可能作为完全理性人而存在,任何试图抛弃人的客观感性的分析与做法,最终都将会使其沦为西方经济学模型意义上的抽象人的利益符号,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自由维度。正因为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并不能被视为“理性人”看待,因其存在教育背景、经济条件、知识结构、职业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加之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等各种舆论效应的影响,在分析社会公共事件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时代的示意一般总是不会不被察觉的,话语客体的自我发展、自我提升同样要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而这种“偏见”确实需要通过接收各种杂多的、良莠不齐的信息加以分析并克服,而这也是使话语客体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潮流的应有之义。但是,这种非理性话语具有很强的无序性,并在意见相同或相似群体的交流中存在走向偏激和极端化的可能——传媒时常强化而并非消解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弹性限度是一个物理学概念,体现在传播学上则能够表现某一言论思潮的不可控程度的变化规律,而由话语客体的非理性因素引发的社会舆论思潮的弹性限度极低,这就存在话语客体混乱在话语客体优化之前便达到的可能,从而导致正常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完成之前就结束,在迅速短暂的“质变”中走向矛盾的对立面,引发意识形态和话语主体的公信力危机。总体而言,话语主导权的下移与分散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既是当下传播趋势,也是话语主体能动作用的体现,是话语主导权实现“否定之否定”的复归过程。把握好、分析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面临现状的对立统一与量质互变,需要将唯物辩证法自觉运用其中,树立高度的辩证观念,方可在宏观视野和微观领域同时把握好话语权问题的核心。

三、新时代巩固和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辩证原则

   任何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动态变化发展之中,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在话语权研究视阈下体现为话语主客体及与之联系的话语主导权的规律性变迁。人类社会的动态运行有其客观规律,话语权的变革也处在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对立统一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物质经济与思想文化环境客观上也有较大改变,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及其话语主体总体方向的坚守和坚持不应改变。巩固与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要贯彻“三个统一”的辩证原则。

(一)理论正义与实践正义的统一

   巩固与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贯彻理论正义与实践正义的统一。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理论则是认识规律与真理并将之运用于实践指导的中介和路径。理论的正确与否以主观是否符合于客观、主客观是否统一为评判标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人化”程度,即社会实践对人的本质特征的凸显,成为评判实践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坚持人的生存、发展与享受的主体性,能否实现人的“类生活”与“个体生活”的统一,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展实践的衡量尺度。主体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4] 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变化的关系,对于巩固和提升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代表的理论正义与当代中国现实代表的实践正义,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理论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践正义,实践正义以理论正义为导向和提升,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理论的正义性必须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得到验证,而验证发展效果最重要的依据是广大民众的态度[5]。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并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如经济领域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政治领域民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心性与多元性之间的矛盾等。社会矛盾及衍生矛盾运动使实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社会实践的人民主体没有变,必须把群众利益摆在首要位置,一切理论要服务人民,一切实践也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讲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从话语权理论角度讲,话语主体作为主导或参与者完成的社会实践总体水平,是衡量话语主体所建构的话语理论正确性的标尺。具体到中国的实践角度分析,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实践和发展来看,如何进一步发挥在社会发展状况、人民拥护程度和话语理论形成周期方面的优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未来走向的引领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8]。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发展要以自身的目的性为导向,即以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为中心,探寻话语权理论与实践的人学内涵与本质的统一,这就需要在“变”中得以持恒,坚守“不变”的人民初心。列宁指出:“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9] 但无论思想多元化如何冲击意识形态领域,也绝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治立场的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如果持“超阶级”或“去阶级”的立场,脱离人民群众,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党性原则的反叛。同时,还要关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作用的话语客体范畴的“变与不变”,无论是当下“现时”的广大人民群众,过去历史演进过程中存在的“过往”的社会群体,还是处在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未来”社会成员,都是底线原则指导下的“一体三翼”。所谓“一体”,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话语客体的宏观利益导向,所谓“三翼”,就是把握人民群众范畴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变化状态,实现话语客体的“三位一体”,唯有如此,才能统括“最广大人民”概念规制的“最”与“广”,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得到更坚定的拥护,巩固其话语主导地位。因而,在话语权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两个层面,无论官方或民间的话语主体,都要取向于当下人类认识与社会实践的内外统一和良好契合,把握社会存在的变化规律,为话语主体的发展变革注入时代精神。同时,还要不断提升对历史教训认识的总结性、深刻性与对未来发展多样可能的预见性、前瞻性,力求阶段性理论成果符合现实并能够在未来的理论建设中适应实践状况和历史发展潮流,让阶段性理论正义得到更好的巩固与深化,并为其自身在总体性巩固与对实践正义的发展性层面得到推进与创新。

(二)领域强化与整体文明的统一

   巩固和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贯彻强化领域主导权与整体文明发展的统一。所谓领域强化,从时间上讲,体现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不同,为此话语主体就要通过针对性的举措来巩固其话语权主导地位;从空间上讲,体现为微观、中观层面的不同话语主体在各利益场域诉求的不同,因此它能够在归纳式上溯路径中为宏观话语主体提供“否定之否定”的外部动力。所谓整体文明,则是多种文明形态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同发展、共同进步而形成的有机统一文明形态,是一种综合性、复杂性的整体[10]。它标志着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领域的整体有机统一,并以人的主体性为基本共识。领域强化主要强调物质积累、资源优化与话语权的内在联系,更多以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为侧重点;整体文明则更强调坚持人的主体性前提导向的有机的话语统一整体,相对来讲是较高层次的发展观念。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其他意识形态话语权,有质的提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独特优势,其对社会的整体性发展的更高要求与人民主体性是直接耦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展的支撑条件,如社会发展状况、政治介入、资源投入、教育与拓展水平等,与同时代各国、甚至历史上的苏联相比均截然不同。例如,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展中呈现出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话语权根基不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过分注重军事实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轻视人民生活状况”等原因,致使苏联社会发展中领域差异过大,主要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长期难以得到改善和提升,形成了“国富民穷”的窘境,人民大众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也就得不到根本保障,从而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最终丧失。话语权的发展需要的是牢固的社会发展基础和在其上建立的意识形态架构。这一切都必须坚持贯彻突出“人”的实践主体地位,也都必须服务于“人的文明”,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理想境界。因此,当代中国在整体文明的发展共识基础上,将领域强化需要纳入整体文明的综合考量之中,以一种系统性和协调性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发展问题。将领域强化与整体文明发展融为一体,推动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先进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协同、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并将五大领域建设有机统一于“人民主体”,为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性社会实践中才得到了充分的巩固和提升。强化领域与注重整体的要求,更进一步指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话语权威与话语民主场域的有机统一。

(三)现实发展与历史继承的统一

   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贯彻现实发展与历史继承的统一。黑格尔曾言,“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1]。反思是批判的先决条件,批判是否定的必要前提,否定则是反思的价值目的与结果取向。“反思——批判——否定”的三重演进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进步历程相耦合。话语主客体外部多元化和内部异质化代表了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扩大化和细致化,而这一现象又揭示了当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利益分配不均的现状,对不同利益群体造成的心理落差与有限的话语空间无法为不同群体的心理落差提供足够疏解渠道的矛盾。因此,只有实现当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自我革命,加速推动其“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进程,才能使其更好地应对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利益诉求。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与其他话语体系交流的过程中,必须善于兼收并蓄、坚持反思批判,通过辩证的否定和改造,实现自身的扬弃,不断拓宽空间场域、扩大理论容积,实现话语权在其社会性、人民性的整体实践中与时俱进的发展。正如恩斯特·拉克劳等所提倡的,“每一个领导权立场都是建立在不稳定平衡基础上的:构造是从否定性开始的,但只有当它成功地构造了社会实证性时才能得到巩固”[12]。否定性的反思在批判中构造话语权的主客体,在演绎过程中确立主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为其主导力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自然论据。把握现实发展与历史继承的统一,要求既以当前社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发展重点与难点为中心,又在历史经验中挖掘、拓展并创新,以提供针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思路,唯有如此,才能使理论具备根基与厚度。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发展就是一个在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中把握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与时俱进的过程。

   1.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否定之否定”要注重把握历史。所谓“把握历史”,既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吸收其精髓,又要把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通过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视角,以宏观视野观察、分析千百年的历史沿革,才能明辨道路、理论的正确与否及其与实践需要切合与否。否则,就有可能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浪潮中“忘本”,迷失自我,在“扩大开放”中放弃应当坚守的原则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3]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缺乏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吸收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中的有利资源来反思、发展、完善自身,而不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鼓吹下要求“改旗易帜”。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催生了自历史学诞生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4],认识历史继承性,正确对待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演进规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话语权的自觉运用和坚定捍卫。

   2.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否定之否定”要注重立足当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其中国化进程中,所有重要理论成果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交互联结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在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状况,将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在现实实际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实践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就是其在人民的检验中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伴随着挑战与质疑,但唯有克服了这些,才能巩固并提升其理论话语主导力。毛泽东曾经讲过,“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5] 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复杂多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具有很强的诱导性和迷惑性,唯有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才能做到一元与多元、主要与次要、领导与共生、主流与支流等关系的辩证统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相协调。

   3.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否定之否定”要注重展望未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来源,能够推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辅相成、互通共进。“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是变化着的:生产力的新的状态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16]。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时代精神,立足时代、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预见性,并不是先验地来源于理论本身的精神的,而是在经验中总结、提炼时代精神的精华。唯有将前人的知识与智慧和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有机结合,才能从中孕育出符合时代发展脉络、切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从理论与事实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地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主导力。

四、结语

   话语主客体的“互动参与”构成了交往行为的逻辑前提,这也就决定了话语双方的存在规制是“对象”,存在形式是“关系”。无论是对于话语主体还是话语客体,都需要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来看待,而无论哪一方,都会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提出挑战,同时又在相互对抗中实现“否定之否定”,转而优化、提升、发展自身。为此,需要贯彻理论正义与实践正义、领域强化与整体文明、现实发展与历史继承的“三个统一”,从辩证法视野去分析话语权领域的各种问题,才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面把握和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设和发展。

注释:

[1][]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353.

[2]演绎式下散传播的基本路径:宏观方针/总体口号(直接传输)→不同地区/不同分工部门(因需变化)→不同群体意见领袖(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基础之上的话语解读)→民间意见及其传播.归纳式上溯传播的基本路径:民间意见及其传播(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基础之上的话语解读)→形成不同群体意见领袖→(因事分类、上传)→不同分工部门宏观政策、决策、方针.

[3]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227.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89.

[5]邱耕田:《哲学视阈中的科学发展》,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15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87.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86.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85.

[9]《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85.

[10]邱耕田:《整体文明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

[1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38.

[12][]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13.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327.

[1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68.

[15]《毛泽东文集》第7,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31232.

[1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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