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正加

       摘要：中国哲学中关于方法的研究先秦时就有孔子的探求真知、“一以贯之”［1］，道家老庄的“涤除玄览”［2］、以及孟子的“反求于心”、荀子的“虚壹而静”等等说法，又经历了之后历朝历代中国哲学家的发展，直觉主义色彩较为浓厚，在世界哲学宝库中自成一系。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中国哲学中对于方法的研究愈发重视，在结合西方哲学中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基础上，中国哲学体系得以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方法论中国哲学直觉主义

一、前言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内在地就包含着方法论的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都十分重视对方法的研究，方法论在西方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哲学对方法论的重视程度不如西方哲学，加上两汉到近代这段时期逻辑学发展很不充分，就使得中国哲学方法论不像西方哲学方法论那样具有较完整的体系。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批判地继承中国哲学的文化遗产，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简单归要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中国哲学对方法的研究，始于孔子，而孔子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是探求真知。他在阐述求知方法时，强调学思并重，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主张“博学”，“多闻”，“多见”，即主张“多学而识”。但同时又认为，仅仅依靠“多学而识”，所得到的还只是一些零杂的知识，要想获得真理性的知识，必须要用“一以贯之”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通过思的功夫达到的，也是思的方法论原则。他还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臆测、武断、固执、主观的思维方法。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之外，墨子和老子、以及庄子也重视对求知方法的研究。墨子在学思二者中比较注重学，但他更重视将知识作实际应用的经验方法。他说，只知其名概念，并非有真的知识，必须能将概念应用于实际，才算具有真知。他认为只有把“事”、“实”、“利”综合起来，即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才能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获得真知。老子在认识论上把认识对象分为两类，一是具体事物，一是产生世界万物的宇宙本原之道，他把人追求具体事物的知识称做“为学”，而把人对宇宙本原的认识称做“为道”。他在方法论上不讲“为学”，提出了“涤除玄览”的认识方法，即通过冥思以直接领会宇宙本原的方法。孔子以后儒家学说中的方法论，孟子和荀子的理论具有代表性。孟子在学思二者中注重的是“思”。孟子认为，由感官是不能获得真知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要得真知，须反求于心，而“思”是心的机能，因而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途径。孟子“反求于心”的认识方法，对陆王心学的方法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荀子在方法论上，将“观物”和“体道”结合起来，主张由物及“道”，即在对事物的观察中认识事物的规律的方法。为了贯彻这一方法论原则，荀子又提出“虚壹而静”的哲学方法。所谓“虚”就是不存在先入为主之见“壹”，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对自己研究的各种问题包括相互矛盾的问题能给予充分注意“静”，就是不以梦及想象、幻想等扰乱认识过程，认识过程中虽有想象但不能将想象渗入到知识中。荀子“观物”、“体道”的方法论，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程朱理学哲学方法论的思想来源。儒家对哲学方法的研究，在《易传》和《礼记·大学》中也较集中地反映了出来。尤其是《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的程颐、朱熹和清代的王夫之，以“格物致知”为基础，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除以上提及的内容外，名辩思潮也是不可忽略的。“名”的讨论起源于孔子的“正名”之说，孔子主要讲的是名实相符。墨子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辩”的概念，认为辩具有明是非、别同异和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推理作用，要求将辩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进行学习。惠施和公孙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名辩家，他们分别阐述了“所知”去类同、推知其“所不知”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焉”的逻辑正名原则。后期墨家也从逻辑角度给“辩”下了明确的定义认为“辩”就是同一主项或论题的是非之争，具有分清是非和胜负的论证作用。荀子在名家和墨家的正名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辞、说、辩的逻辑理论，并提出了揭露和防止逻辑错误的“三惑”说。古代名辩思潮对中国近代哲学方法论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近代哲学方法论的兴起

     19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中国的一些思想家由于受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逻辑学的影啊对先秦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地发掘，自觉地把方法论作为其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对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十分重视。在归纳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等方法中，梁启超最重视归纳法，并对归纳法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他认为第一，和“据总以推分”的演绎法不同，归纳法是一种“由分以求总”的方法，即通过对一个个个别事物的分别考察，以得出一类事物总体认识的方法。第二，和“将已经发明的定理，拿来推演”的演绎法不同，归纳法是一种“发明新定理，而且检点旧定理的真假”的方法。第三，和那种可以不接触事物，只要“寻得真理而叙述之”的演绎法不同，归纳法是一种基于对具体事物现象的科学分析、反复实验，而“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经验认识的方法。梁启超对归纳法的阐述，虽然包含有一种轻视演绎法的倾向，但他对归纳法的实质所作的概括，确有其独到的见解。他不是像当时和后来的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把归纳法看成是一种和演绎推理不同的推理形式和推理方法，而是在实际上把归纳法主要看作是一种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的方法。在中国近代，王国维、章太炎、胡适也都十分重视方法论间题，尤其是近现代之交的胡适，把方法论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

     胡适认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论制约的”，他因此对方法论十分重视。胡适重视方法论，与他信奉实用主义密切相关。他的哲学方法的内容，基本上来自实用主义者杜威提出的“五步法”。胡适在把杜威的“五步法”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有时把它简化为三步，疑难，假说、证实。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方法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胡适的方法的第一个环节是疑难。

     他认为，思想是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源于一个疑问符号。一切科学的发明，都起源于实际上或思想界里的疑惑困难”。疑难是思想的起点，怀疑是创新的开端，他因此特别提倡怀疑精神。胡适认为认识的第二步是提出解决疑难的假设。在胡适的方法论里，假设这一步最为重要。他提出假设要大胆，“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他批评了宋儒讲格物而毫不注重假设、不用假设的方法。胡适方法的第三个环节是求证。他认为假设还不是真理，要证明其是否是真理，必须通过求证。胡适的求证，有时指的是自然科学的实验，但更多地是指寻求证明假设的例证。

四、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特点

     哲学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形式，方法论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相同的，包含有一般方法论和逻辑方法论两个部分。一般方法论研究的是探求真知、获得真知的方法逻辑方法论是研究表述真知、论证真理的方法的理论。但由于中西方民族上存在的差异，中国哲学方法论又有自己的特点。王国维这样概括了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区别“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3］王先生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民族特点必然要反映到哲学中来。由中华民族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重了悟而不重论证”就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张岱年先生在分析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时说“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可以说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特点。

     综观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发展，一般方法论和逻辑方法论虽然在古代和近代哲学中都有所研究，但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哲学主要讨论一般方法论，而近代哲学主要研究逻辑方法论。孔子哲学思想中有关“正名”的讨论，尽管对后来名辩思潮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但毫无疑问，孔子哲学方法论的主流是一般方法论，他的哲学方法论的主要部分（学思并用、一以贯之、多学而识）都是阐述求知方法的。孔子以后的中国古代的各个哲学流派，名辩思潮除外所涉及的几种主要哲学方法，如“验行”（实验方法）、“体道”（直接体会宇宙本原的方法）、“析物”（对外物加以观察辨析的方法）、“体物或穷理”（通过对事物的考察以获得对宇宙根本原理的知识的方法）、“尽心”（由心的内省以认识世界本原的方法、“两一”（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等，都是讲探索真知的。

     到了近代，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对我国传统思维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实证科学方法，是影响和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因此十分重视逻辑学在哲学和科学中的作用，强调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为一切学问之母”，［4］认为不懂得逻辑学，就不可能学好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近代科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代学者自觉地把逻辑方法作为自己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他们在大力翻译西方的逻辑论著和介绍西方逻辑思想的同时，还努力发掘我国古代逻辑遗产，对中外逻辑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对推动我国逻辑方法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中国哲学一般方法论的直觉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中国哲学史上相当一部分影响较大的哲学家，其哲学方法论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直觉主义色彩。老庄哲学在方法论上讲“为道”。老子认为，“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博之不可得”，所以既不能通过感官加以感知，也不能由理性思维去把握，只有靠直觉来认识。庄子把老子的直觉主义推向了极端，认为只有无思无虑的人才能求得真知，而要做到无思无虑，又必须对事物全然无知。孟子“反求于心”的方法的核心是“思”。思这个范畴，是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思不是指理性思维，而是反省内求。孟子讲思，就是要“用思的工夫，以自省其心；自省其心，以至于无不尽，便能知天了”。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哲学方法论与孟子的方法论同出一辙。他们分别从“心即理”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认为“吾之本心”就是真理，要获得真理，就要用“发明本心”或“求理于吾心”的认识方法，这也是反省内求的方法，具有浓厚的直觉主义色彩。

     中国哲学逻辑方法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在先秦，二是在近代。但在逻辑方法发展的这两个高潮时期，都存在着忽视逻辑思维的形式化，符号化的倾向。在先秦哲学中，逻辑方法表现为有关“名”与“辩”的讨论，后期墨家对这场讨论的总结虽然概括出“或”、“假”、“效”、“辟”、“伴”、“援”、“推”等推理形式，但这些推理形式的提出都只有一个相应的简单定义，而没有把这些推理形式明确化，更没有把这些推理形式公式化和符号化。逻辑方法自秦汉沉寂以后，到了近代又活跃起来。近代研究逻辑方法的思想家，虽然看到了先秦逻辑在推理形式方面“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他们自己也没有摆脱这种局限性，致使他们无论在对中国古典逻辑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对中外逻辑的对比研究方面，都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如在中国古典逻辑研究方面，近代学者尽管对《墨辩》中的逻辑概念和原理作出了新的、更加准确的解释，对《墨辩》逻辑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较科学的概括，但在逻辑方法的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中国哲学方法论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在某些方面超过西方哲学方法论水平的思想，但一般方法论中浓厚的直觉主义色彩和逻辑方法论存在的忽视逻辑思维的形式化和符号化的倾向，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大局限。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要抹杀和贬低中国哲学方法论在世界哲学宝库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为了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得与失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以促进和推动我们今天哲学方法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论语·里仁［EB/OL］.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cn/guwen/bookv_22.aspx.

［2］老子·十章［EB/OL］.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cn/guwen/bookv_3319.aspx.

［3］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J］.教育世界,1905(4).［4］严复,译.穆勒名学［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1902.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