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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尊“有恭于天”谈到金文的“德”与周代的德治思想

2025年03月10日 10:35 点击：[]

黄锦前

摘要：何尊“有恭于天”与金文的“有恭于大命/先王/周邦”相一致,对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的恭敬、敬慎,本质上一致,行为上相统一。德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已深入人心,德治思想至迟在周初已形成并臻于成熟。周代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是“有恭于天”“恭勤大命”“为民父母”,即对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敬慎不懈,“敬(慎)德”与“敬事”相统一(“惠于政德”),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到修身、忠君、爱国和敬天(命)的统一。“有恭于天”的具体体现是“敬(慎)德”,其基本要求是合于德、礼,具体措施和实践是“敬事”,即“恭勤大命”“惠于政德”,以达到敬天命、秉明德、恭民本、保邦家的统一。德是礼(制)之本,礼(制)是德之表,相辅而相成。德是周人政治理念的浓缩和核心,德治是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是治国安邦之国策,西周政治之根本。此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义、礼、道、德治及民本等思想理念的来源和基础。

关键词：敬(慎)德;敬事;德礼(制);施政纲领

一、何尊“有恭于天”解诂

著名的何尊[1][2]铭曰: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辥民。’乌呼! 尔有唯小子亡戠,视于公氏,有恭于天,彻令,敬享哉! 鼄 (助)王龏德裕天,顺我不敏。”王咸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有恭于天”的 “恭”字原篆作 ,一般隶定为“ ”,读作 “勲 ”[3]。该字从同、爵,即甲骨文之 “ ”[4]。西周铜器铭文中类似辞例很多,如:

(1)师克盨[1](9.4467、4468)[5](P70-73):则唯乃先祖考有于周邦。

(2)彔伯簋盖[1](8.4302): 自乃祖考有于周邦。

(3) 卌二年逨鼎[6](P39、47)、卌三年逨鼎[6](P48-127):则唯乃先圣祖考......有于周邦。

(4)师簋[1](8.4311):师 ,乃祖考有于我家。

(5)畯簋[7](12.P176-177):哉乃祖考有共于先王。

(6)柞伯鼎[8](P68):在乃圣祖周公有共于周邦。

(7)乖伯簋[1]:乃祖克逑先王,翼自它邦,有共于大命。

师克的 “ ”又见于逨盘[6]“则唯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 勤大命”,与逨盘辞例近同者又有:

(1)单伯生钟[1]:丕显皇祖烈考,逑匹先王, 勤大命。

(2)毛公鼎[1]: 勤大命。

“ ”从同、爵、廾(或隶定为“ ”,不确),廾上部分,即甲骨金文之 “ ”,系在其基础上增从廾。彔伯簋及卌二年、卌三年逨鼎、师簋的“ ”从爵、廾作,系前者之省,或可理解为前者系此之增繁写法。结合铭文辞例,“ ”“ ”“ ”应系一字之异构,在诸铭中的释读应相同。过去或将何尊等的“ ”读作“勋”,而将逨盘的“ ”读作“闻”,将单伯生钟、毛公鼎的“ ”读作“勋”,显误。

据畯簋、柞伯鼎、乖伯簋等,诸铭的 “ ”“ ”“ ”皆应读作 “恭”。何尊 “有恭于天 ”与乖伯簋“有共于大命”、畯簋 “有共于先王”,师克盨、彔伯簋及卌二年、卌三年逨鼎“有恭于周邦”与柞伯鼎“有共于周邦”分别相对应。

《书• 尧典》:“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孔颖达疏引郑玄笺曰:“不懈于位曰恭。”《诗·大雅·韩奕》:“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郑笺:“古之恭字或作‘共’”。孔疏:“言古之恭字或作 ‘共 ’,则为恭敬之义。”“恭”谓敬慎不懈。所谓“有恭于天/大命/先王/周邦”,即对天/大命/先王/周邦等敬慎不懈怠,是强调对天和周王朝及其统治者要恭敬、敬慎的一种心态和理念,而非过去所理解的对天/大命/先王/周邦等有功勋。若按旧说读作 “勲”训为 “功勋”,有功于天,也不合情理。

“大命”即天命。《书 · 太甲上》:“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孔传:“天视汤德,集王命于其身。”《文选·陆机<吊魏武帝文>》:“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李善注:“大命,谓天命也。”因此,“有恭于天 ”(何尊 ),即 “有恭于大命 ”(乖伯簋),二者实同。秦公镈[1]、簋[1]“严恭夤天命”、晋公盘[7]“以严夤恭天命 ”、司马楙编镈[9]“严恭天命”,等等,皆可证;同时也可佐证何尊 “有于天”的 “ ”应读作 “恭”,尊铭下文“助王恭德裕天”,也可佐证。

乖伯簋“乃祖克逑先王,翼自它邦,有共于大命”、逨盘“则唯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恭勤大命”、单伯生钟 “丕显皇祖烈考,逑匹先王,恭勤大命”,均将“大命”与“先王”相对应,其义显明,即所谓“天命王权”“王权神授”。这在铜器铭文中有很多体现,如大盂鼎[1]“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师訇簋[1]:王若曰:师訇,丕显文武,膺受天命”,逨盘 “(文王武王 )膺受天鲁命,敷有四方”,晋公 [1]、盘 “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 ”,加嬭编钟[10]“伯舌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洍”,倗戟[11]“新命楚王,膺受天命”,秦公簋、镈“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幂宅禹迹 (肇有下国)”,秦公钟[1]、镈[1]“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叔夷钟[1]、镈[1]“虩虩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 伐夏司, 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等等,无论是西周还是东周,周天子还是诸侯,皆强调自己受命于天。

天命的具体体现,就是周王(在铜器铭文中经常被称作“天子”)和周邦,敬慎不懈事奉周王和周邦,就是恭敬天 (命 ),因此,“有恭于天/大命/先王/周邦”,即对天、大(天)命、先王及周邦等的恭敬、敬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行为上也是统一的。何尊“有恭于天,彻令,敬享哉! 助王龏德裕天”,逨盘“丕显朕皇高祖单公 ...... 夹召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敷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大克鼎[1]“肆克 □ 于皇天, 于上下”,秦公钟、镈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皆将这一关系表达得十分明确。

所谓“有恭于天/大命/先王/周邦”,其基本内涵和要求或具体体现就是逨盘、单伯生钟及毛公鼎等的“恭勤大命”。《书•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孔传:“恭,奉也。”又《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恭”谓奉行,“恭命”犹“奉命”。所谓“恭勤大命”,即恭敬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和周邦,勤劳其政事,即勤勉事奉天子(周王)、周邦。这在铜器铭文中也有很翔实地描述,如叔夷钟、镈“雩生叔夷,是辟于齐侯之所,是小心恭齐,灵力若虎,勤劳其政事,有共于桓武灵公之所”。恭敬周王和周邦,勤劳其政事,以达到恭谨大命的目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忠君、爱国和敬天 (命)的统一,简言之就是何尊的“助王龏德裕天”。

“恭”《说文》云 “肃也。”《书 · 洪范》:“貌曰恭......恭作肃。“《礼记 • 曲礼》:“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孔疏:“恭敬者,何胤云:‘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夫貌多心少为恭,心多貌少为敬......恭敬连言,明是一也。撙者,趋也。节,法度也。言恒趋于法度。”又《乐记》:“庄敬恭顺,礼之制也。”孔疏:“外貌庄敬,谦恭谨慎,是礼之节制也。”庄敬恭顺,才符合礼制,换言之,也是礼制(周礼)对君子和臣下的基本要求,系为人臣者修身、忠君、爱国的基本内涵。叔向父禹簋[1]“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 ”,“恭 ”与 “秉 ”义近 (善鼎[1]“唯用绥福唬前文人,秉德恭纯”),“明德”与“威仪”相对应。“明德”即光明之德,美德。“威仪”即祭享等典礼中的动作仪节及待人接物的礼仪。《礼记 • 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孔颖达疏:“威仪三千者,即《仪礼》中行事之威仪。”所谓“恭明德”即奉行祖先的美德(上文云“余小子嗣朕皇考”),遵循礼制礼仪,即合于德、礼,其基本要求亦即上引《乐记》之“庄敬恭顺”,唯有如此,才是“礼之制也”,即符合礼制。其目的即下文之“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即稳固国、家。在古人观念中,家国一体,故师簋云 “乃祖考有恭于我家”。秦公镈、簋“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赫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秦子簋盖[12]“有柔孔嘉,保其宫外。温恭穆秉德,受命 □ 鲁,宜其士女”,均体现了敬天命、恭明德、保邦家三者合一的理念。何尊“助王龏德裕天”,则系对这一思想简明扼要的概括和高度凝炼。

番生簋盖[1]“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不元德,用申固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不潜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梁其钟[1]“丕显皇祖考,穆穆翼翼,克慎厥德,农臣先王,得纯亡愍,梁其肈帅型皇祖考,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天子肩事梁其身邦君大正”,所谓“申固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不潜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 ”、“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天子肩事梁其身邦君大正”,皆系对“恭勤大命”内涵作进一步具体阐述。麦方尊[1]“扬天子休,告亡尤,用恭仪宁侯,孝于邢侯 ”,蔡侯申尊[1]、盘[1]“蔡侯申虔恭大命,上下陟否,擸敬不易,肈佐天子”,等等,讲的也都是这个意思。大克鼎“穆穆朕文祖师华父,聪粦厥心,宇静于猷,淑慎厥德,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谏辪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于皇天, 于上下,得纯亡愍 ”,蔡侯编钟[1]、编镈[1]“余非敢宁荒,有虔不惕,佐佑楚王, 为政,天命是 ,定均庶邦,休有成庆,既聪于心,诞中厥德,君子大夫,建我邦国,为令祗祗,不愆不忒”,将个人修养、忠君、爱国及敬天(命)几者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更具体翔实,清楚明白。宋右师延敦[13]“唯赢赢明扬天则,允恭天常,作齍(粢)餥器,天其作巿,于朕身永有庆”,所谓“作齍(粢)餥器”,即用以祭祀祖先神祇。“庆”谓“福泽”。《易 • 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有“赏赐”义。《诗 • 小雅 • 楚茨》:“孝孙有庆。”郑笺:“庆,赐也。”《小雅 • 裳裳者华》:“是以有庆矣。”郑笺谓“有庆赐之荣也”。《孟子 • 告子下》:“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赵岐注:“庆,赏也。”所谓“于朕身永有庆”,即于自身有休锡、福禄、寿考等。敦铭将天(命)、人神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高度概括,更简明扼要,浓缩凝炼。因此,个人的修养与忠君、爱国及敬天(命)是一体的。明白了这一点,对金文中大量频繁出现的“克慎厥德”“诞中厥德”“敬拥德经”“经雍明德”“敬顺天德”“肇谨经德”“虔秉不坠德”等铭辞,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这些文辞皆系当时这种思想理念的集中体现。

令狐君孺子壶[1]“令狐君孺子作铸尊壶,简简优优,康乐我家,迟迟康淑,承受纯德,祈无疆,至于万亿年,子之子,孙之孙,其永用之”、竞孙旟也鬲[7]“恭孝屎尝,龏持明德,卲事辟王,酓哉不服,永保之用享,子孙是则”,礼器是礼制的物化,是礼制的集中体现和表征,其在传承礼乐宣扬教化以达到治国安邦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于此有清楚的表述。

又逨盘“雩朕皇亚祖懿仲,匡谏谏克,匍保厥辟孝王、夷王,有成于周邦”, 镈(齐侯镈)[1]“鲍叔有成劳于齐邦”,二者文例和内涵一致,所谓“有成于周邦”“有成劳于齐邦”,皆强调其对邦国的功劳,和 “有恭于天/大命/先王/周邦 ”措辞相类,但立意明显有别。

总之,“有恭于天/大命/先王/周邦”,强调的不仅仅是功劳,还是对人臣的品格、德行之要求,与单纯注重功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旧释,显然未达一间。

据字形、文例及文义,甲骨金文的“ ”系会意字,表祼祭祼飨义,与金文的“ ”“ ”系一字之异构,皆应释作“祼”。“祼”“恭”音近,西周金文中借“祼”为“恭”,或“祼”引申而有恭敬义,或与祼礼是周代礼乐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庄重典雅的仪节有关[14]。

二、金文的“德”与“政德”

“有恭于天”与“有恭于大命/先王/周邦”是一致的,即对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要敬慎不懈。对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的恭敬、敬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行为上也是统一的,其基本内涵和要求就是“恭勤大命”,即勤劳其政事,勤勉事奉天子 (周王)、周邦,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修身、忠君、爱国和敬天(命)的统一,以“助王龏德裕天”。

“有恭于天”、“恭勤大命”,是对为人臣者品德行为之基本要求,也是周礼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基本内涵归结到一点,就是 “德”。上述金文中大量频繁出现的“克慎厥德”“诞中厥德”“敬拥德经”“经雍明德”“敬顺天德”“肇谨经德”“虔秉不坠德”等铭辞,无一例外,皆强调“德”,就是其明确体现。

西周铜器铭文中经常提到德,如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西周中期 (恭王 ) 的豳公盨[15][7]铭曰:

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乃畴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任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吁明,经齐好祀,无愧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敏用孝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诲!”

铭文从开始到“作臣”为第一部分,大意是说禹受天命治水,分九州,设贡赋,设官治民,强调禹之德;“厥贵唯德,民好明德,任在天下”句属于过渡性质,是由第一部分讲禹之高德到讲民之好德者应如何行事的第二部分的过渡;从 “用厥邵好”到“永孚于宁”为第二部分,讲好德者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及其所产生的结果;从 “豳公曰”到结束是为第三部分,再次强调和告诫用德的重要性。

通篇铭文不足百字,却屡屡提到“德”,可以说是无一句离“德”,而且将其与九州、国家起源等早期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相结合,可见 “德”在西周社会和当时人的观念中的重要性之一斑。

据豳公盨铭,禹受命于天(“天命禹敷土”),作民父母(“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代表天的意志(“天命”)“畴方设征,降民监德”。所谓“厥贵唯德,民好明德,任在天下”,实即上述叔向父禹簋“恭明德,秉威仪,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梁其钟“克慎厥德,农臣先王......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秦公镈、簋“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赫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蔡侯申尊、盘“蔡侯申虔恭大命,上下陟否,擸敬不易,肈佐天子”,即遵循礼制礼仪,合于德、礼,均体现了敬天命、恭明德、保天下邦家三者合一的理念,亦系对 “恭勤大命”内涵的进一步具体阐述。下文 “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吁明,经齐好祀,无愧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敏用孝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云云,即番生簋盖等所谓“虔夙夜,溥求不潜德”,系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及具体做法的进一步具体阐述。所谓“孝友吁明,经齐好祀,无愧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立意实与宋右师延敦“唯赢赢明扬天则,允恭天常,作齍(粢)餥器,天其作巿”及曾伯壶[16]“余是楙是则 ”等相应,“则 ”“常”义近,《尔雅·释诂》:“则,常也。”疏云:“谓常礼法也。”《诗·小雅·鹿鸣》:“君子是则是效。”毛传:“是则是效,言可法效也。”竞孙旟也鬲“恭孝屎尝...... 子孙是则”等,与之义近,即使德行合于礼制。所谓“好德”,其基本内涵即“溥求不潜德”“益求懿德”,其核心思想是对“不潜德”“懿德”“明德”“纯德”的追求。后来孔子和儒家所谓 “好德如好色”之说(详见《论语·子罕》及《卫灵公》篇),可能即本于此。所谓 “敏用孝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与曾侯與编钟[17]“大命之长”、令狐君孺子壶“祈无疆,至于万亿年,子之子,孙之孙,其永用之”、宋右师延敦“于朕身永有庆”等措辞和立意相近,即永享休锡、福禄及寿考。总之,诸铭虽年代相差甚远,但其内涵却几无二致。铭末“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诲’”,即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克用兹德”,上述所有内容,其基本内涵落实到一点,就是“德”。盨铭所表达的思想内涵,简言之,即以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之,铭文的核心要义在于“德”,“德”是礼制即周礼的核心,是其凝炼和浓缩,上述金文中大量频繁出现的“克慎厥德”“诞中厥德”“敬拥德经”“经雍明德”“敬顺天德”“肇谨经德”“虔秉不坠德”等铭辞,就是其明确体现。“德”是两周金文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之一[3],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些思想理念,也是后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的来源和基础。

何尊“昔在尔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辥民。’乌呼! 尔有唯小子亡戠,视于公氏,有恭于天,彻令,敬享哉! 助王龏德裕天,顺我不敏”,实际上讲了两个意思,一是 “尔考公氏”即成王的叔父辈逑匹文王武王受 (天)命翦灭殷商建立有周,治理民众,德配于天;二是告诫“宗小子”要以其父辈为榜样,敬天命,秉明德,勤勉事奉天子,“助王龏德裕天”。其立意与豳公盨大同小异,主旨思想即强调“德”与豳公盨几无二致,二者所体现的思想理念显然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至迟在周初,德及德治思想业已形成并渐趋完善,至豳公盨时代即西周中期已臻成熟。

德是为政的基本要求,对人臣如此,对天子亦然,上述豳公盨云禹受天命作民父母即如此。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文(王)武(王)之所以能配有周,受大命,怀不廷方,皆因其有德,鼎铭将天(命)、先王、周邦及德治之间的关系概括得清楚明白。逨盘“龢訇于政,明于德”,政是德的体现,德是政的准则,德与政是一体的、统一的,有德才有政。钟[1]“曰古文王初盩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敷有四方,会受万邦 ”、史墙盘[1]“曰古文王初盩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敷有上下,会受万邦”、蔡侯编钟、编镈 “ 为政 ...... 诞中厥德”,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铜器铭文中常见“ 惠于政德 ” 等, 如王子午鼎[1][11]“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惄于威仪,阑阑兽兽”、蔡侯编钟、编镈“余非敢宁荒,有虔不惕,佐佑楚王, 为政,天命是 ,定均庶邦,休有成庆,既聪于心,诞中厥德”、王孙诰编钟[11]“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温恭遟,畏忌趩趩,肃慎臧御,闻于四国,恭厥盟祀,永受其福”,等等,皆系这一思想和理念的集中体现和表达。

三、“德”与“政德”之内涵———“慎德”、“敬德”与“敬事”

《周礼 • 地官 • 大司徒》:“以贤制爵,则民慎德。”所谓“慎德”,即注重道德修养。西周金文就常见“慎德”一词,如师望鼎[1]“慎厥德”、梁其钟“克慎厥德”、番生簋盖“穆穆克慎厥德”、逨盘“桓桓克明慎厥德 ”、大克鼎 “淑慎厥德 ”、钟[1]“ 淑文祖、皇考克慎厥德”、叔家父簠[1]“慎德不忘 ”, 等等。曾伯簠[1][18]、壶 “慎圣元武 ”“慎圣孔武”、王孙诰编钟 “肃慎臧御”、王孙遗者钟[1]“肃慎圣武,惠于政德”,“慎”和“圣”皆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周金文中屡见的 “慎”和 “圣”等说法,应同西周金文及后世儒家的相关概念和思想理念皆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后来儒家 “慎 ”“圣”等思想的来源之一。

班簋[1]“唯敬德,亡攸违 ”,“敬 ”“慎 ”义近,“敬德”犹“慎德”。类似说法金文屡见,如大盂鼎“敬拥德经”、中山王鼎[1]“敬顺天德 ”,等等。

“敬德”的具体体现即“敬事”,如:

(1)元年师史簋[1](8.4279-4282):敬夙夕用事。

(2)师簋[1](8.4311):敬乃夙夜,用事。

(3)逨盘:虔夙夕敬朕尸事。

(4) 钟:夙夕虔敬、恤厥尸事。

《逸周书•谥法》:“敬事供上曰恭。”朱右曾校释:“敬事,不懈于位。”上揭《书 • 尧典》孔颖达疏引郑玄笺曰 “不懈于位曰恭”,可见 “敬德”与 “敬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内涵上是相通的,皆系“恭”之体现与表征。所谓 “敬事 ”,实即 “恭勤大命”、“勤劳其政事”,卌三年逨鼎 “雩乃专政事,毋敢不不型”,其义近同。“敬德”与 “敬事”合一,实即“惠于政德”,其内涵相同。逨钟[6](P285、291、295)“虔夙夕敬厥死事”、敬事天王钟[1](1.73-81)“敬事天王”、王孙诰编钟“敬事楚王”,“敬”“事”皆为动词,“敬事”谓恭敬奉事。《书 · 立政》:“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其敬事的对象系天子(天王)等,与“有恭于先王”相类。

四、“为民父母”

“恭勤大命”、“惠于政德”,其目的是 “助王恭德裕天”,“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 ”,此系德之用。逨盘“膺受天鲁命,敷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大克鼎 “肆克 □ 于皇天, 于上下 ”、秦公钟、镈“受天命,赏宅受国......昭合皇天”,等等,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对上即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要 “助王恭德裕天”,与之相应者,对下即民众百姓,德治及德政的基本内涵就是“为民父母”。

豳公盨“成父母”,与上文 “乃自作配享民”及下一句“生我王、作臣”皆前后相因,意即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父母”,亦即民众之王,而民众则为子女(即《礼记 · 内则》之 “子事父母”),亦即铭文的 “作臣”。类似的话,亦见于《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大戴礼记 · 五帝德》:“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细绎盨铭,不难发现,铭文反复强调的所谓“德”,其实就是 “王 ”(即 “君 ”)与 “臣 ”“父母”与子女(即“民”)之间的这种秩序,亦即后来为儒家所极力倡导的“君臣”“父子”之道。这大概也是所谓“为民之父母 ”的真正含义所在。我们知道,据文献讲,孔子很重视周礼,他一向标榜自己“从周”。由此可见,他的这种思想的来源,至迟应可追溯到更早的西周中期。

2016-2017 年发掘的湖北京山苏家垄春秋早中期曾国墓地,M79 出土有曾伯壶等青铜器,簠与传世的曾伯簠形制、纹饰接近,铭文称谓相同,器主应系一人,M79 的墓主应即曾伯。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在春秋早中期可能曾作为曾都,曾伯应系一代曾侯。曾伯壶共四件(M79、M88 各出土两件),皆为圆壶,造型一致、铭文完全相同,年代为春秋中期。壶铭作:

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慎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余温龏 (恭 )虘 (且 )誋(忌),余为民父母,唯延壶璋,先民之常,余是楙是则,允显允异 (翼 )。用其鐈镠,唯玄其良,自作尊壶,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锡害(匃)眉寿,子孙永宝。

所谓“余为民父母”,即豳公的“成父母”,即作民之父母,类似说法出土和传世文献屡见,如春秋晚期的宋君夫人鼎[19]铭曰:

宋君夫人自作鼎,用般禋祀,其万年眉寿,为民父母。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民之父母》篇首曰[20]:

〔子〕夏问于孔子:“《诗》曰:‘凯悌君子,民之父母’,敢问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孔子答曰:“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其〔之〕谓民之父母矣。”

类似的话,也见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

孔子是春秋晚期宋国人,其言论与上述宋君夫人鼎铭所体现的思想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一般认为“为民父母”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从曾伯簠“余为民父母”来看,这种思想应该有更早的来源,而并非儒家的始创。

据曾伯壶铭,当时曾国显然是遵从和推行后来儒家所谓“仁”“礼”等思想理念;曾国是姬周王朝在南土地区的封国,结合豳公盨铭文,曾伯壶铭所反映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对西周时期德治与民本思想的继承,是传统姬周文化在南土地区传播的表征,也是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来源之一。

总之,“助王恭德裕天”“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为民父母”,系德治及德政的基本功用,体现了敬天命、秉明德、恭民本、保邦家的统一,相辅而相成,上下 (天、王 ― 民 )一体,大小 (邦 - 家、我 )相因。

五、周代的德治思想

豳公盨铭文所记大禹治水的故事,与《尚书》等文献可互为印证。同样,其所传达的德治思想,至迟在周初即距今 3000 多年前业已形成并臻于成熟,也有传世和出土文献等多方面的证据。

综合以上对金文中有关“德”与“政德”思想的分析,可见周代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就是“有恭于天”“恭勤大命”“为民父母”,即对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敬慎不懈,勤劳其政事,勤勉事奉天子(周王)、周邦,“敬(慎)德”与“敬事”相统一(即“惠于政德”),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到修身、忠君、爱国和敬天(命)的统一。“有恭于天”的具体体现是“敬(慎)德”,其基本要求是合于德、礼,具体措施和实践是 “敬事”,即 “恭勤大命”“惠于政德”,以达到敬天命、秉明德、恭民本、保邦家的统一。前后一脉相承,相辅相成,逻辑井然。

班簋“彝昧天命,故亡,允哉显,唯敬德,亡攸违”,“昧天命”即违天命,亦即失德,“故亡”;相反,“唯敬德”,即只有敬德,才能“亡攸违”,即无过失。

国之兴亡,在于统治者是否有德。《左传·宣公三年》载曰: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大盂鼎铭曰:

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敷佑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事, 酒无敢舔,有祡烝祀无敢 ,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敷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已,汝昧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命汝盂召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而,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余乃绍夹尸司戎,敏谏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 ...... 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命。

据铭文,殷之所以失天下(命),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德。史墙盘“曰古文王初盩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敷有上下,会受万邦”、逨盘 “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夹召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敷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毛公鼎 “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皆表明周人之所以得天下,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有德。

《尚书·微子》: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史记·殷本纪》:

(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 ...... 以酒为池,县肉为林......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乃强谏纣。纣怒......剖比干,观其心。

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传世文献所表达的观点,与上揭铜器铭文所见一致,也更加明确。“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殷臣“持其祭乐器奔周”,之所以如此,皆因纣失德而西伯有德,所谓“唯德附民”也。

殷商之亡在其失德,周人之兴在其有德,因此,周初统治者汲取经验教训,极力强调德与德治。鼎铭下文王对盂的训诰之辞,实即对其德、行之要求。

周人以德克商得天下,又以德为基本策略即所谓的“德治”实施统治治民治天下,因而德治及德政之于周人,有很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社会土壤。据出土和传世文献,西周的德治思想及德政措施,显得颇为精深纯熟,此系在实践中长期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德是周人和周礼 (制)最核心的思想之一,是周人政治理念的浓缩和核心,德治是周人克敌制胜的利器和法宝,是治国安邦之国策,西周政治之根本。

有周一代,德是礼(制)的核心思想和内涵之一,德就是礼(制),礼(制)的主要体现和表征即系德。一言以蔽之,德是礼(制)之本,礼(制)是德之表,相辅而相成。

《论语· 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何晏注:“言周文章备于二代,当从之。”邢昺疏:“‘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者......言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回视夏、商二代,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从周’者,言周之文章备于二代,故从而行之也。”孔子云其从周(礼),其所仰慕者,实乃周之“德”也。

中山王鼎:

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贾,克顺克俾,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使知社稷之任,臣主之宜,夙夜不懈,以诱导寡人。今余方壮,知天若否,论其德,省其行,亡不顺道,考度唯型。

又壶[1]:“唯德附民,唯义可长。”战国时期地处中原的中山国流行的“敬顺天德”、“唯德附民”等德治思想,以及与德密切相关的“仁”“义”“道”等思想理念,也应与西周时期的德治及德政思想一脉相承,春秋时代的孔子及儒家不过是其间的过渡和传承的一个环节而已。

六结论

综上所述,何尊“有恭于天”与金文中常见的“有恭于大命/先王/周邦”相一致,对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的恭敬、敬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行为上是统一的。

金文中大量关于“德”的记载表明,德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已深入人心;德治思想至迟在周初业已形成并臻于成熟。通过对金文中有关 “德 ”与“政德”材料的分析,可见周代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是“有恭于天”“恭勤大命”“为民父母”,即对天(命)及其体现之周王朝及其统治者敬慎不懈,“敬(慎)德”与“敬事”相统一(“惠于政德”),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到修身、忠君、爱国和敬天 (命)的统一。“有恭于天”的具体体现是“敬 (慎)德”,其基本要求是合于德、礼,具体措施和实践是“敬事”,即“恭勤大命”“惠于政德”,以达到敬天命、秉明德、恭民本、保邦家的统一。德是礼(制)之本,礼(制)是德之表,相辅而相成。德是周人政治理念的浓缩和核心,德治是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是治国安邦之国策,西周政治之根本。

这些思想理念,是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义、礼、道、德治及民本等思想的来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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