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闻 博

“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是对一个时代的本质作出说明”(彭卫：《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第9页)。“秦并天下”，成就帝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汉广益强”，承秦法周，又使中国在疆土巩固拓展的同时，实现了文化与族群凝聚。秦汉，是一个在经历空前大变动下结束纷乱，建立起中央集权统一王朝的历史时期，影响后世深远，对理解今日中国与世界也很重要。立足于中国史而不止于中国古代史，我们可以尝试提出“周秦变革”与“秦汉模式”两个理论思考。

一“周秦变革”：立足“中国史”视野的定位与分期

“周秦变革”(the Zhou-Qin Revolution),指从周到秦,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发生了较为重大且根本的变化(李学勤先生使用过“变革”之语，并进行了简要论述。参见氏著：《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294页)，而且这一变化是较为剧烈和革命性的，具体对应政治形态由贵族封建制向官僚郡县制之变。拙著《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绪论”较早提出“周秦变革”这一概念并作说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今续作补充。政治上，西周通过将分封制与宗法制相结合，构建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政治秩序，表现为周天子“政”“教”辐射诸侯与诸侯尊奉王室的“一统”。这一政治秩序的本质是由“共主”主持的贵族分封制，并呈现一定的“分天下”特征。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与古代西方的政治秩序有别，西周不是城邦国家。秦统一包含对周室政治成就的承继，并近及三王，远溯五帝(而非三皇)，宣扬跨越式、变革性的政治成功。文献涉及秦统一的用语基本一致，作“初并天下”“并天下”。它更为强调事实层面，指在“尽并兼天下诸侯”的基础上，以郡县制为地方组织架构，建立对所统地域的直接管理，凸显秦统一的成就所在(孙闻博：《“并天下”：秦统一的历史定位与政治表述》，《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第27~36页)。可以看到，这不仅与“天子-诸侯”秩序不同，而且与一度存在的“王(帝)-郡县/诸侯”复合制也不一致，主要是设置系统的官僚组织，而非依靠贵族群体与贵族政治，实现深入、有效的统治。“皇帝”号与“王”“帝”甚至“天子”号都不完全相同，是在“并天下”背景下提出并确立的，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向。自此以后，中国基本与“分天下”揖别，统一性不断加强。在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上，先秦重“礼”，对应贵族社会，礼教侧重“君-臣”关系。秦代重“法”，对应编户社会，法令构建“君-民”联结(孙闻博：《商鞅“农战”政策推行与帝国兴衰——以“君—官—民”政治结构变动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33~50页)。西汉中期以后，儒法合流，“士大夫政治”逐渐形成，而“法”的内涵始终存在。伴随着历史演进，门阀政治在东晋一度出现，学者们已论证其是“皇权的变态”。

“变革”对应的英文典型表述，还有 transformation，具有转型意涵，体现渐进性和复杂性。此前最著名的论说是“唐宋变革论”(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ang-Song transition)。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说之一，影响甚巨(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133页)。近年，学者立足古人视角，又提供了有趣观察：“然而帝制两千年，今人所认定的某些‘变革’‘转型’，如租佃制的成熟，商业的繁荣，城市发展，技术变革，文化的繁荣，理学的思想等，却没能让古人生出‘变革’‘转型’的感觉来……毕竟是古人而不是我们直接面对那个时代，他们对生活变迁程度的真切感受，必定有其道理在内。”(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秦制也被纳入思考：“日人相信，内藤的‘文化史观’揭示了中国史的内在特质。然而在这个模式之中，秦奠定了两千年帝国制度的重大意义以及两千年帝制的连续性，仍有被低估之嫌。”“与日人的‘三段论’不同，‘百代多行秦政法’的意义应予以充分强调。”(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第8、9页)我们注意到，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开篇，确实表示了“文化史的观点考察”，关注“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详见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不过，所言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如“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内藤湖南著，黄约瑟译：《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第10、12、14、16页)，这些特征最为典型的变动阶段恰在周秦之际如商鞅变法、“并天下”、立号“皇帝”、“君-民”联结、功劳制与察举制、金属铸币与商品经济。日本学人的后续研究着力证成“唐宋之际的差异既大于汉代与六朝之间的差异，也大于六朝与隋唐之间的差异”。然而，这并不等同唐宋之际的差异大于周、秦之间。最后，这一分期的“上古”结束在“后汉中期”，“中古”开始自“五胡十六国”，对周秦之变的反映也相对有限。

卜德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首章“秦国和秦帝国”曾以这样一段话语终篇，但很少被人注意：“不管人们是否佩服秦的成就，但必须承认这个成就：它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致它可以名之为‘革命’，虽然这‘革命’是从上面推行，而不是从下面推动的。这个成就……才是古代中国的真正的革命。的确，它是在本世纪以前中国唯一的真正革命。”[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相较于 transformation,卜德直接使用了3次(实涉4次) revolution(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 : The Ch’ in and Han Empires,221B. C-A. D.22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而其所论,是从“中国史”出发的评述。中国学者提示“夏商周的早期国家可以说是其政治文化体制的1.0版，两千年儒教帝国可以说是其2.0的升级版······中国国家升级换代的3.0版，正在形成之中”(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有三个重大转型时期，即王制国家的形成、王制向帝制的转变以及近代化过程，其中的帝制时代最为漫长，对今天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最为直接”(彭卫：《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第9页)。今立足“中国史”而不止于“中国古代史”，我们进一步思考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期：1.早期中国；2.帝制中国；3.人民共和国。三期连续发展，又不断进化升级。“周秦变革”反映了从早期中国向帝制中国的重要变化。

与此相应，秦史研究便不仅具有断代史意义，是认知大周期“变革”与定位帝制“架构”的关键。西汉以降的中国历史发展，由此不断面对“秦制”演化与“周制”复归以及如何综合“秦制”“周制”的核心问题。今试举一例。秦职官称谓存在上级参照下级的现象，为后世少见。在秦制中，县令又称县啬夫、大啬夫，参照使用“乡啬夫一类下级基层治民官吏”才使用的称谓。这反映了县令设置初始，往往强调广泛亲近民事的“服务属性”。有意思的是，两汉啬夫称谓仍存，但西汉初年便不再使用“县啬夫”称谓，“汉承秦制”的细微精神已有变化。及至东汉，县主官被比附为先秦时县宰、大夫更为常见，体现周制的部分回潮(孙闻博：《中国古代县制起源新论》，《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第75~76页)。“周秦变革”对秦汉史乃至中国史研究的意义，由此可见。

二 “秦汉模式”之地方行政与官僚制

“秦汉模式”(the Qin-Han Model)，指秦汉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典型特征和模式，特别强调其所体现的两千年帝制的原初理念与经典形态。立足“周秦变革”，这也意味着并不是每个时期、断代都可以宽泛使用“模式”一语。相较于过去多从萌生、草创等角度进行把握，秦汉政治文明的主题词可以考虑“立制与成熟”。伴随考古资料的积累、秦汉“史料结构的变动”，我们对这一阶段的认知日趋全面和动态。出土文献的意义之一在“重估”，为重估秦汉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史的地位和影响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作为早期帝制时期，秦汉在较为核心的官僚行政组织、地方治理、法律体系、选官制度、文书制度、军事制度、行政技术、政治文化等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多有贡献，从而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整体把握也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秦汉政治文明不仅是奠基期，也是经典模式的确立形成之时。部分内容在后世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部分继承、恢复或遗忘，其影响超过旧有估计。“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鉴于后代王朝常常关切和追溯“汉制”，体法汉唐，断代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世界史研究也可再关注秦汉的基本样貌，以帮助理解整个中国古代。学界还经常使用“范式”(paradigm)的表述。此语早期与“范例”“例示”的含义相近，今日运用更趋宽泛。其实，作为库恩(ThomasKuhn)提出的科学哲学概念，“范式”本指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偏重理论体系，且意味着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前后有别的范式，彼此构成革命和被革命的关系。“早期中国范式”“帝制中国范式”的表述或可考虑，但不宜简单指称某一断代。至于“形态”(formation)，更偏重从“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层面的思考，目前讨论尚未集中于“社会”与“生产方式”。因此，这里使用“模式”一语。下面试举几例，以作阐说。

县制与乡制。此前西方公认的中国政治文明成就主要是官僚制、文官制度。而据阎步克先生揭示，战国秦汉的官等和俸禄(“禄秩”)不是由旧制直接转换，而是存在一个由下而上“纵向伸展”的过程。这就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将地方的秦代县制与唐代县制比较以及将中央的秦丞相、御史大夫、将军与唐的三省制比较，所形成的秦代、唐代官制判断与定位会一样吗?答案也许会不同。县制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很早，顾立雅称“县，作为一个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治理的行政区，代替了由封建主治理的封地⋯⋯它还是一件在世界史中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大事”[顾立雅：《中国官僚制度的起源:县的产生》(H. G. Creel, “Th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23卷第2期,1964年,第155~184页;《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杨品泉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第24页]。2002年，里耶一号古井发现秦简，其中记载的迁陵县设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处于今湖南湘西，位置偏远。我们提到，由这一标本切入，秦代县级行政组织已明确出现“曹、官两分”。“曹”是县廷的“组成部门”，“官”是县廷的“下属机构”，与现代行政组织结构相近。迁陵县规模很小，但分曹却在10个左右(金布、仓曹、户曹、令曹、吏曹、尉曹、狱东曹、狱南曹、覆曹、司空曹)，比唐代赤县只有6个(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诸州上县以下仅有2个(司户、司法)明显要多。同时，迁陵县设官也在10个左右(司空、田官、田、仓、库、畜官、少内、都乡、贰春乡、启陵乡)，排除3乡，尚有7个，加上培训学子的学佴，比唐代诸州上县设有狱、市、仓3个机构以及县学，仍然要多。秦地方行政组织的科层化程度，可见一斑。至于业务运作方式，其也与现代相近，如同名曹、官在事务上并非逐一对应关系，而是因事运作，必要时协同处理。由此审视，《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主要反映西汉中期以后县制。后世称引由列曹掾史统摄属吏的“汉制”，其实已是“秦制”有所变化之后的样貌了。

西方学界对秦汉基层治理能力持谨慎态度，如认为中国早期的官僚制集中于高层，并未完成“下层官僚化”[埃德加·凯泽、蔡勇：《中国秦朝的战争与官僚制度化：一个异常案例的探索》(EdgarKis-er and Yong Cai:“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68卷第4期,2003年,第533页]。社会学、历史学领域有“皇权不下县”说，县以下组织不被视作职官系统。早于此说，“双轨制”说认为“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实际以县为界划分为县以上的“中央集权”和县以下的“自治体制”，前者对应皇权，后者对应绅权和族权。然而，中国基层治理体系“创制”之时，情况或非如此。秦汉在县下设置乡一级正式机构，由正式在编县吏，如乡啬夫及乡佐、史对乡界以内的户籍、田地、赋税、徭役、诉讼开展直接管理，可称“廷-官”模式。这一行政架构实际在秦汉四百年间始终稳定存在，是中国县制建立后的原本特征。这不仅有助于研判秦汉基层治理能力，而且有助于重新界定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线索与阶段划分。秦晖先生早年利用长沙走马楼吴简对“皇权不下县”这一命题有所反思，指出“吴简反映的‘国家政权’在县以下的活动与控制却十分突出”“不管乡吏是有酬的美差还是强加的重役，总之都不是‘乡村自治’的体现者，而是国家权力下延于乡村的产物”(氏著：《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18页)。由于孙吴乡制与秦汉乡制还不完全相同，孙吴各县主要下派乡劝农掾、典田掾而非设置“乡”这一正式机构，两个系统也不再一度并存，故从演变脉络而言，吴制所示已是秦汉乡制演化后的尾声，还不算典型模式。

功劳制与察举制。秦汉《置吏律》《功令》对官吏的选任、考课有详细规定。过去政治学领域将秦汉魏晋南北朝人事制度称为“荐举制”。实际上，当时主要根据日常工作而综合折算功、劳。功劳是注重实绩的综合性体系，不仅依靠年资累积，而且是功绩晋升制。迁补同时参考立功表现、专项业务能力、操守品行，管理较为细致。武帝建立察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获得察举者可实现更畅通快速的升迁。张家山M336《功令》显示，各官吏从佐史以上，均须申报、统计实际视事天数，称“定视事日”，另加“赐劳”天数，称作“劳”。“功劳”是迁补的基本依据。法令对迁转路径、年龄限制、从吏经历、技能要求、去家距离以及任命权限，也有明确规定。县中“少吏”可迁升“长吏”，“少吏”中的史类吏员又可升至郡、中央任职。秦汉官吏的整体流动性较强，特别是可从最底层的县小吏升迁至朝廷诸卿甚至丞相的现象，为后世朝代所少见。严耕望云：“下吏既为达官之初阶，是以乡亭小吏，倘能奋发，即有公卿之望，故有远志者必自近始，人才布于四方。群以绩效自见，品操自励。”(氏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三 “秦汉模式”之法制、军制与技术、知识

首先，关于法律体系。堀敏一说：“古代东亚国家⋯⋯向中国学习其国家机构的建制及其运作⋯⋯中国的国家机构建制及其运作，规定于律令之中。因此，对于各国而言，重要的是学习此律令，引入律令所规定的各项制度。”(堀敏一著，韩昇、刘建英译：《隋唐帝国与东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此论点明了唐代律令与国家制度的核心关联，揭示出唐代“律令制国家”的重要地位。有意思的是，“法家”思想及学派的出现及其政治实践，集中于战国秦汉。秦代是少见推行“以法为教”、文法吏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汉代能臣酷吏甚至一些儒术吏习谙文法，一度形成律学传家的文化面貌。新近刊布的益阳兔子山汉简、张家山汉简 M336、睡虎地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是汉代多个时间断面的法律文献、司法文书。西汉初年，“律令”之“律”已有狱律、旁律之分，有助于从结构上更新对当时法律体系的认识，重建汉、唐法律体系的关联，进而再审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发展脉络和“律令制国家”的出现(孙闻博：《〈功令〉与西汉早期官吏选任————兼论汉唐法律体系的变迁》,《南京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第146~157页)。

其次，文、武并重与普遍征兵制。雷海宗先生曾说“在二千年的统一中，以秦、西汉及东汉中兴的三百年间的统一为最长，最稳固，最光荣。二千年来的中国的基础可说都立于这三个世纪”(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上编“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9页)。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秦汉不仅实现了“文武分职”，而且推行普遍征兵制。汉代傅籍的成年健康男子须服两年兵役，以内郡为例，一年在本郡县，一年番上京师为卫士(卫卒)或戍边(戍卒及田卒)，经训练而被选拔长留者成为常备兵。所有符合服兵役条件的成年健康男子，又具有可备征调的预备役性质。其立制旨趣，与现代义务兵、志愿兵等反而颇有相近之处(孙闻博：《秦汉兵符与兵役制度补论————从新郪虎符说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第607~614页)。秦汉军力强盛，交通发达，民众因从军服役，一生会数离乡土，前往都城，奔赴边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个体生命的阅历体验，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雷海宗先生又说：“中国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216~217、55页)今日重审秦汉军事制度与军事文化，不为无益。

再次，有关文书、算术、律令的行政技术与知识体系。后世求取仕宦，须研习儒家经典、诗赋文学。而秦汉在行政技术上，确立了对文书、数学、法律能力的并重。秦汉是“简牍时代”。简牍不及纸张轻便，但在行政运作中仍发挥强大效力。秦汉施政特别注重依靠文书，制定较为严密的文式、签署、封缄、传递、转发和保管的规程。秦令甚至对文牍长宽厚度及误差范围、书写行数、每行容字都有要求，可与唐《公式令》对照比较。秦汉在行政管理中制作多种簿书，对土地、人口、赋役及各项资源进行数据统计，重视当时的数据资料。官吏对算术技能的学习掌握，与基层官吏小墓所出“算术书”相互辉映。北京大学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载有“读语”“计数”二者之中“可(何)物为急”的问题，陈起认为如不能兼通，应舍“语”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代替“数”(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竹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749页)。西汉文帝初年《功令》显示，由县史、县佐迁补令史，还须满足三项条件：掌曹事2年，完成集计工作1次，年龄48岁以下。前两者是对“能书会计”具体要求的体现。至于“颇知律令”，墓葬所出多种法律文献体现当时官吏的相关修习和运用。张金光论及“秦的法治精神与传统”，提到“秦法不仅治民，而且治吏，官民同治，这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氏著：《秦制研究·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2页)。我们认为，秦汉官吏是法律严格管理的对象。秦汉针对官吏的法律规定繁多，反映了帝制早期对官僚势力膨胀、官僚主义滋长的防范抑制。

最后，秦汉对多项行政能力并重，进而凸显当时的知识体系特征。不同于后世经、史、子、集的四分，《汉书·艺文志》分为六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科技，呈现均衡并重之势。汉代对人文社科、科学技术的这种并重以及儒术吏与文法吏的并用，甚至对文法吏的算术能力有基本要求，均须重视。以人文社科与科学技术的并重而论，战国秦汉发展实际有“两个轮子”，由此行稳致远，奔腾不息。帝制中国后期发展中的“两个轮子”，是否逐渐一大一小，以致大小悬殊了呢?与之相伴，行进速度与方向轨辙又会呈现怎样的景象呢?中国在近代遭遇空前挑战，固然与西方一度快速发展有关，也与自秦汉以降“两个轮子”的发展变动关系密切。

四  余论：“大峰谷”与“小峰谷”

“秦汉模式”展现了帝制中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经典模式和代表特征，但在帝制中国的后续演进中也呈现两种情形：一种是后世多有参考、恢复、发展与更新，另一种是后世逐渐消失，颇多隔膜遗忘，部分发展缓慢。对于第二种情形，又应如何解释呢?钱穆先生云：“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氏著：《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26页)阎步克先生使用“波峰与波谷”来描述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进而提出“中国官阶发展的五阶段”。根据前面的历史分期，如果将帝制中国内的波峰与波谷称作“小峰谷”，早期中国、帝制中国、近现代的大分期波动可称为“大峰谷”。“秦汉模式”的部分经典内容在帝制中后期未再完全重建，并不能说明“波峰与波谷”的描述失去效力。恰恰相反，这可能只是反映一些“秦汉模式”因生成条件之故，或非“小峰谷”，而属于“大峰谷”。后一种情形下，有些内容之所以未被观察到，主要是它的“波峰与波谷”的振动幅度远较一般估计为大，帝制中后期可能仍在这一波动周期之内。

“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序言》，第10页)。所论平实，却深具启示。有意思的是，前者建立了秦朝；后者反映周制，并自汉代成为“文化的主调”。因此，中国的历史变迁，从源头而言，要注重周、秦两个时代的制度和思想资源；从实践而论，又要留意秦、汉两个时代的基本设计与实践。“周秦变革”与“秦汉模式”的思考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