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本观念已经为并将继续为更大范围的我国公民所认同。有鉴于此，本文从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国学：国语、国教、国俗，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三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并由此为人们提高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之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的自觉提供一些思想史资料.

关键词梁启超；国性；国学；国风

近年来，由于自下而上 “国学热”的持续兴起，以及自上而下中共中央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思想的逐步明确，更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对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观念的系统阐发，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探讨和现实践行中，必须坚持其国家和民族之文化精神独立性（自主 性与根基性）的意识，已经为并将继续为更大范围的我国公民所认同。显而易见，鉴于我国百余年来曾经 “消失的民族文化主体性”过程，这一意识普遍而持久地出现，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合理地处理 “古今中外”思想之关系的努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的整个文化建设以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为了深入理解这一意义和自觉实现这一转折，虽然我们更要立足于当代的实践，但也不妨从先人那里吸取智慧，特别是从面对过我们所遇类似问题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吸取智慧。为此，本文拟以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为例，从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国学：国语、国教、国俗，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三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并由此为人们提高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提供一些思想史资料。

一、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

所谓 “国性”概念，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论说中，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的；但是， 在从 １９和 ２０世纪之交以至 ２０世纪的日本侵华年代，则经常为一些思考“救亡图存” 问题的著名思想家所使用，是一个有过广泛思想和社会影响的范畴。例如，严复在其１９１３年的 《读经当积极提倡》讲演稿中就曾经指出： “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 １９２４年，章太炎也在其《旧学弊论》一文中指出： “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 当然，比较起来，可以说梁启超是近代最早并最系统地阐发了 “国性”的思想家之一。１９０２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就明确指出：“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这里的 “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的命题，可以说是梁启超以 “国家” 为主体对 “国性”概念的最初和最基本的规定。此外，在１９０２年的 《新民说》中，梁 启超还以 “国民”为主体界定了 “国性”概念：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 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积，国乃成。” 如果说，１９０２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民说》中的定义，只是梁启超对国性概念的初步规定；那么，在１９１２年的 《国性篇》中，他则比较系统和深 入地探讨了国性问题，成为我们探讨梁启超的国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的基本文献。《国性篇》首先定义了国性，即一个国家自立于天地的本性：“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人性不同，乃如其面虽极相近而终不能以相易也；失其本性，斯失其所以为人矣。惟国亦然，缘性之殊，乃各自为国以立于大地。” 显然，上述《国性篇》对国性的定义，与１０年前的定义基本一致；这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国性就是一个国家之能自立于世界的特质、特性或本性。而在界定了国性概念之后，梁启超接着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从立国、固国、亡国、合国、扩国、裂国、削国等方面，阐发了国性对于一个国家命运的无比重要性： “苟本无国性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虽立焉而国不固。立国以后而国性流转丧失，则国亡矣。能合国性相近之数国，冶一炉而铸之，吻合无间以成一大国性，则合群小国而为大国也；能以己国之国性加于他国，使与我同化，则灭人国以增益吾国也。国性分裂，则国亦随以分裂。一地域或一部分之人失其国性，则国家丧其一地域或一部分之人，而国以削焉。”

关于国性及其重要意义的问题，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来看，他所举的历史和现实例证以及作出的相应结论都是有根据的；当时，国性的有无和健全与否，确实是涉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荣衰的根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１９１５年的 《〈大中华〉 发刊辞》中，梁启超面对当时国民志气消沉至极的现实，指出中国历数千年未尝一息 亡： “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剥夺人国之国性，则为亡人国。……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惠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既成，则亦不易灭，岂惟不易灭，……盖有终不得而灭者矣。” 强调中国国性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鼓舞国民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当然，在２１世纪，由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等观念以及相应国际秩序框架的逐步确立和深入人心，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似乎多了一层来自多元价值和国际秩序的保障；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即使在当今世界，国性的有无和健全与否，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定或动乱、繁荣或衰落，甚至生存或灭亡，还是息息相关的。

应该说明的是，在上述梁启超关于国性及其重要意义的论述中，虽然已经涉及到了国性的内涵和功能问题；但由于行文的需要，本文拟在第二节中对其进行集中探讨，这里先从国性与国民性的关系角度进一步对国性概念展开分析。正如以上引证所表明的那样，梁启超主要以 “国家”为主体界定国性，但有时也以 “国民”为主体定义国性。如果说，由 “国家”界定的为典型的 “国性”概念；那么，由 “国民”定义的国性有时也可称之为 “国民性”，其涵义为典型的国性概念之组成部分。这样，本文在使用国性概念时，主要指广义的一国之能自立于世界的特性，而不是狭义的作为国民性格的 “国民性”。当然，由于在后来的学术界和社会生活中， “国民性”概念的影响远超 “国性”范畴，因此这里也有必要考察一下梁启超的 “国民性”观念： “夫国民性则亦犹夫一人之性焉尔。凡一民族之性，终不能有长而无短，而长短之数，有绝对的恒久不变者，有相对的与时推移者。而其所短，有积之甚久而难治者，有为一时之现象而易治者。今欲语中国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显然，不同于一些中外人士把 “国民性”等同于中国人 “劣根性”的偏执和极端观念，特别是不同于五四以来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维传统或心理定式，梁启超当时对中国人的 “国民性”采取了一种相对理性的辩证态度。

这种对 “国民性”的理性辩证态度，实际上就是他合理对待 “国性”的基本原则： “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圣奇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譬犹贲获虽勇，曾不能自举其躯也。故有所事者，惟淬厉其良而助长之已耳。国性有窳败者，有不适时势者，匡救之改良之宜也。……国民之爱重国性，其对于国性增美释回之道，如是而已，如是而已。”梁启超这里论证的思路是，由于国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漫长生命发展的 “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而绝不是某个神圣凭空创造的结果，因此国性只可助长而不可创造，只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从而，对于优良的国性，应该 “淬厉其良而助长之”；对于窳败和不适时势的国性，必须 “匡救之改良之”，但绝不能够自毁国性，特别是就中国而言，事实上也是难以毁灭以至毁灭不了的。进一步说，这一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梁启超的 “新民”原则：“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显然，这一切为２１世纪的我们合理地对待国性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那么，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国性问题呢？首先，必须承认，尽管现今的学术界已经不太使用国性概念，但是 “国性”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仍然具有事关 “国运” 的安定或动乱、繁荣或衰落的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 “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④这就是说，在当代的生活和思想语境中，我们不仅应该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精神独立性（自主性、根基性、主体性、独特性）的角度理解国性，而且应该自觉地认识到，坚持这种当代意义的国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么说的根据在于，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曲折和奋斗牺牲，尽管我们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 “中国梦”的目标，但 “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坚持和发扬光大 “国性”，即 “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我们就仍然有可能丧失大好的历史性机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功亏一篑。基于这一认识，联系到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关于国性问题的相关思考，我们确实应该从中汲取深刻的智慧。

二、国学：国语、国教、国俗

在概括分析了梁启超关于国性概念的定义、重要意义、国性与国民性的联系与区别、对待国性的辩证态度等相关论述，以及从 “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角度简要地发挥了其当代意义之后，笔者可以集中探讨他关于国性内涵和功能问题的思考了。 “国性果何物耶？以何因缘而成？以何因缘而坏耶？如何而为隆？如何而为污耶？国性无具体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藃和，群交之渐颷，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信条具有大威德，…… 搏 ? 全国 民 而 不 使 离 析 也；……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积之愈久，则其所被者愈广，而所篆者愈深，退焉自固壁垒而无使外力得侵进焉，发挥光大之以加于外，此国性之用也。就其具象的事项言之，具体的不可指，具象的略可指，则一曰国语，二曰国教，三曰国俗。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见矣！”①这是１９１２年 《国性篇》中的定义，很明确：国性 主要体现在国语、国教、国俗之中。但是，在本文先前已经引证过的１９１５年的 《〈大 中华〉发刊辞》中，梁启超的表述则有所变动，用 “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来指称国性的基本内涵，前后两文确定的基本内涵一致，只是用 “思想、宗教”代替了 “国教”一项，其他两项未变，但增加了 “礼文法律” 这一概念。

由此可见，虽然在不同时期的论述有所不同，但梁启超主要基于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 “独立之精神”、 “无形之信条”来界定国性的内涵，具象指语言、文字、道德、思想、宗教、习俗、习惯、文学、艺术、礼文法律等等，概括表达为国语、国教、国俗；如果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文化分类法来把握的话，人们不仅可以把这一切主要纳入精神文化的范畴或领域，而且可以用一个概念来加以提炼：国学，即一国之学术思想。这就是说，国性的最基本内涵就是 “国学”。至于笔者这么说的根据正在于梁启超本人的阐发：“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固欲觇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提出这一观点时，首先强调了学术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内在精神，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从而，我们可以说，独立的学术思想也就是一个国家独立的精神，在这一意义上的 “国学” 就是 “国性”的最基本内涵规定。其次，即使在中国国运最衰落的时代，梁启超仍然对通过与 “泰西文明”之结婚，使中华文明 “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充满了激情和信心。由此，在中华民族正在崛起的当代，我们对于弘扬 “国学”来坚持 “国性”，就更应该有信心了。

关于国语作为国性或国学的一个基本要素，虽然与强调国学 “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的章太炎相比，没有那么多的 “小学”专著，但不同于主张 “全球同化，同一语言”的老师康有为和战友谭嗣同，梁启超还是给予了充分的坚持和强调。正是针对这种意见，在１９０５年的 《国文语原解》中，梁启超指出： “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糅合种种异分子之国民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今各省方言，以千百计，其能维系之使为一国民而不分裂者，以其不同言语而犹同文字也。且国民之所以能成为国民，以独立于世界者，恃有其国民之特性。而国民之特性，实受自历史上之感化，与夫其先代伟人哲士之鼓铸焉。而我文字起于数千年前，一国历史及无数伟人哲士之精神所攸#也，一旦易之，吾未知其利害之果足以相偿否也。”当然，他既承认文字的自然嬗代，也不反对必要的文字改革，但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有一公认之原则以为根据，而此原则必有继续性，而未尝中断。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在晚年还强调： “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 ‘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显然，这种把文字和国性紧密结合起来的文字观，比把文字仅仅视为思维工具的观点合理多了。

至于梁启超 １９１２年提出的 “国教”概念，肯定不是他于戊戌变法期间追随康有为 所要保的 “孔教”，至多就是 １９１３年为 《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 “孔子 教”：“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但一切宗教不害公安者，人民得自由信奉。”当然，由于他于１９０２年就确认孔子为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因此可以说梁启超的国教不是西方的宗教之教，而是中国的人文教化之教：“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代表，……且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系于不蔽，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今后社会教育之方针，必仍当以孔子教义为中坚，然后能普及而有力。”此外，由于晚年对国学研究的深化，以及对中西文化关系的重新定位，梁启超的国教观念也就不仅指孔子儒学，而是包括了孔子、老子和墨子 “三圣”；至于佛教，他更是始终认为：“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总之，“‘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中国学术，非如欧洲哲学专以爱智为动机，探索宇宙体相以为娱乐。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 ‘古人之全’者即此也。”以上摘自梁启超不同时期的论述表明，虽然梁启超对国学、国教的理解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其国教观念的实质还是清晰、一贯的，即不同于宗教的人文教化之教——— 中国的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淑身济物之教。

还有国俗问题，按照钱穆的说法：“中国人言社会，则尤重礼俗。俗亦礼也，惟俗限于一地一时，礼则当大通于各地各时”；因此，对于梁启超的 “国俗”概念，要从 “‘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的角度出发加以理解。这就是说，作为国性内涵之一的国俗，主要指能够 “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 “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的 “礼文”或 “礼俗”，而非地方性的 “风俗习惯”。这么说的根据首先在于，在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和漫长历史时期通行的 “风俗习惯”，其实质与核心只能是 “礼文”，即 “我国乃有天幸，……宗教同，语言文字同，礼俗同”中的 “礼俗”，而不可能是只限于一地一时的民俗。第二，要实现 “搏?全国民而不使离析”的目标，仅靠思想家的观念引导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相应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作依托，这就离不开成为传统的 “礼文”和 “礼俗”。而且，作为 “礼文” 和 “礼俗”的礼还有特殊的道德教化功能，正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特殊国性。“孔子以为礼的作用，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习惯，实属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当然，这种作为 “礼文”和 “礼俗”的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苟其教义俗尚，有与外界不能顺应者，非矫正其一部分不能图存，固也。”而且，“君主制非吾国国性”，对于这一点，也是我们在从 “礼”的角度理解梁启超的 “国俗”概念时必须坚持的。

当前，在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 “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对什么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获得了不少共识；应该说，这一切正是我国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的自信与自觉的表现，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和价值生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和进步。但是，毋庸讳言，由于长期以来 “全盘西化” 和 “彻底决裂”思潮的消极影响，现在许多人对什么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并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人还在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当作精华来散布，并且有相当的市场，而那些试图坚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由于自己的文化学养不深，则往往力不从心；因此，为澄清这一问题，除了强化当下的学习和宣传之外，还有必要参照和传播梁启超等近代善于综合古今中外之思想家的相关论述。虽然，梁启超的论述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但是其以国学为纲，以国语、国教和国俗为目的国性内涵说毕竟为我们充分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线索。特别是由于我国学术界受西方知识论主导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制约，往往只能从纯粹观念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 “哲学”和 “伦理学”，为改变这种显然不利于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状况，此一借鉴和吸纳的需要也就更为迫切。

三、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

如果说，国学是国性的内涵；那么，国风则是国性的外显。梁启超作为一个以 “新民”为志业的思想家，也始终十分关注 “国风”，即国民的社会风气问题，在肯定中国既有坚强善美、根基深厚足以优胜于世界的国性、国学和国风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国风中的消极方面。关于积极方面，如中国人经济能力上的勤劳、节俭和冒险精神；政治能力上的四民平等之理想、自营自助之精神；文化能力上的自保守其文明之力甚强、吸收他种文明之力亦非弱；军事能力上的古代尚武之风甚盛等等，梁启超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获得举世公认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概括，应该承认它是有一定根据的。至于消极方面，在１９０１年的 《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从理想、风俗、政术和近事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中第二节 “积弱之源于风俗者”指出：今推本穷源，述国民所以腐败之由，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虽然不免偏激，但既表达了其当时急切的救国之情，同时也开启了后来中国思想界国民性批判的滥觞。总之，梁启超对国风，即国民的社会风气问题的关注和分析，虽然有受激情制约的因素，但也留下了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料。

根据现有的文献，可以说除了 《新民说》之外，写于 １９１０年的 《说国风》三篇是 梁启超集中阐述国风问题的代表性论著。在 《说国风》上篇中，他集中阐发了国风问 题的重要性，提出了 “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的命题：“盖既积民以成国，则国内之民之品性、趋向、好尚、习惯，必画然有以异于他国，若此者谓之国风。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国家之盛衰兴亡，孰有不从其风者耶！我国积数千年之历史以有今日，而结集此最多数之国民，以享有此最形胜之国土，则先王先民之遗风，其所以诒谋我者，当必有在。而今也我国国风，其有足以夸耀于天下者否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我国人安可不瞿焉以惊、蹶焉以兴也？”在阐发这一命题的过程中，梁启超发挥其历史学家的特长，以英、德、法、俄、美、日等国为正面典型，以西、葡、土、犹太、朝鲜等国为反面典型，告诫国人要认识国风的重要性，发扬自己原有的优良国风，学习成功国家的美善国风，镜鉴失败国家的丑恶国风，反思警醒，扬长避短，振兴中华。这里的分析虽然有其当时流行的民族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背景，但其对各国国风的具体概括还是比较理性的，有相当的事实依据。特别是其强调的 “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命题，不仅对过去的中国人，而且对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警示。

《说国风》中篇则接着探讨了国风的演变问题： “国之有风也，将一成而不变耶？抑因时而屡易耶？曰：天下变动不居之物莫如风。夫既谓之风矣，则安有一成而不变者？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他以英国从贱商到重商、日本从闭关攘夷到群慕西风、古希腊人从同仇敌忾到百城迎降、古罗马人从尚勤俭尊武侠爱自由到骄奢淫佚文弱柔脆、蒙古人从骁勇撼大地到为世界不武之民，说明一国国风之变化及与其国运的紧密相关。至于中国，他则引证顾炎武《日知录》中的 《世风》一篇，概括自春秋以 来国风的变迁，痛息当时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告诫国民不要重蹈古希腊和古罗马末叶之否运。确实，在历史进程中，国风不是一成不变的，既有从美善到丑恶，也能从丑恶到美善；对于我们来说，关键要搞清其原因或条件，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以形成当下社会的良风美俗。在此，梁启超《新民说》的相关论述是有启示意义的。在分析当时中国国民私德堕落至极的原因时，他指出包括 “专制政体之陶铸”、 “近代霸者之摧锄”、“屡次战败之挫沮”、“生计憔悴之逼迫”、“学术匡救之无力”等等，其中文化领域中的 “学术匡救”之有力与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决定国风美善丑恶演变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但我们尤其应该重视文化因素，即作为国性的最基本内涵的 “国学”。

在阐发了国风问题的重要性和可变性之后，梁启超的 《说国风》下篇开始分析改 善国风即美教化移风俗的关键所在：“《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夫国之有风，民之有风，世之有风，……其作始甚简，其将毕乃巨。其始也，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及其既成，则合千万人而莫之能御。故自其成者言之则曰风俗、曰风气；自其成之者言之，则曰风化、曰风教。教化者，气与俗之所由生也”；并以中国历史上国风由美善而变丑恶、由丑恶而变美善的曲折进程表明，虽然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提倡气节、奖励名教导致东汉士风向称醇美的史实，但综合后来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历史，国风改善的决定性原因与其说是帝王的倡导（“非必帝者之力然后能使然”），毋宁说是 “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因为，“昔五季之俗至败坏也，而宋振之；元之俗至败坏也，而明振之。宋、明之君，未闻有能师光武者也，而其所以振之者，则文正所谓不在位之一二人者播为风气，而众人为习尚也。”再说，即使光武帝刘秀企图使人民明礼知耻，其目的也只是在于要他们效忠一姓，出自一种家天下的自私心理；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真正能够美教化移风俗的只能是具有 “修己以安百姓”之天下情怀的儒家士人。这实际上也就再次强调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国教在美教化移风俗中的关键作用。

从以上的概括分析来看，应该说梁启超关于在坚持国性、弘扬国学的基础上改善国风，以实现救国救民目标的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后来国人的相关思考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启示。显而易见，对于中国来说，“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的命题，不仅在一百年前国运最为衰落的时期适用，而且在我们最为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当今也同样适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导致生产力迅猛发展、国家富强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之后，我国当前以社会风气为集中体现的道德和核心价值观建设之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国家富强建设难以为继，而且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都会成为问题，更不要说传承和创新文化、造就现代理想人格了。因此，在当下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 “四风”问题，以改善党风、官风以至整个国家民风的努力过程中，在寻找思想资源方面，我们可以从梁启超关于 “国家之盛衰兴亡，孰有不从其风者耶”的思想中获得特殊的启示，通过举国上下齐心一致的努力，以形成２１世纪中国的良风美俗。至于“天下变动不居之物莫如风”的命题则告诉我们，对于改善社会风气，人们不可以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悲观失望；如果说社会风气会由美善转变为丑恶，那么它也可能由丑恶转变为美善，关键在于国人、特别是社会精英自觉地从自己做起。

那么，当前如何改善党风、官风以至整个国家的民风呢？按照梁启超的看法，决定国风美善丑恶演变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其中文化因素最为重要，而要使文化因素起作用，关键是 “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并形成相应的 “礼俗”。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 “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于极点，而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的典型史实。同样，当代中国社会风气的演变也在昭示我们，虽然这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过程，但文化因素的作用确实最为深刻、最为久远，从而也就最为重要。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近百年来 “全盘西化”和 “彻底决裂”的文化思潮曾经长期流行的国家，强调这一点还更为迫切。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显然，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的集中体现，从而也是我们从国性、国学和国风三个方面探讨梁启超国性思想的当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