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与 “义” ：春秋时期大变动社会的生存沈敏荣 -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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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与 “义” ：春秋时期大变动社会的生存沈敏荣

2015年12月10日 09:40 点击：[]

摘要自孔子创立仁学以来，何谓 “仁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汉以来，孔子创立的儒学成为社会正统，而 “仁学”却隐晦其后。欲认清中华传统及精神，必从 “仁学”始。“仁学”是应对大变动社会的智慧，将人内在的 “质”发挥出来，做到 “不辱其身，不降其志”，实现内外一致的 “文质彬彬”。孔子提出的 “仁”的具体实现路径：“兴于诗、志于道、立于礼、据于德、依于仁、敏于行、辅于友、合于爱、游于艺、成于乐”。仁学的灵魂在于权变，在于难而后得， “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能够做到 “与世偃仰”，与大变动社会共沉浮，在软弱上显完全。仁学可以实现人的真正力量，经历危机的考验，在巨变社会之中，成为联系社会成员 “义”的纽带，力挽狂澜于既倒，真正实现 “仁者无敌”。

关键词仁；忠；义

中华民族秩序的崩溃第一次出现在西周末年，而真正的痛苦在于思想上的无解。当时的仁人志士各抒己见，在思想上探求生存的智慧，尽管春秋战国动荡不安，但是痛苦与动荡造就了思想上的繁荣，诸子百家的思想汇集成中华民族思想的强大渊源。在这些思想中，儒墨共同所宣扬的 “仁学”和墨子的 “贵义”成为显学，成为了大变动社会生存的智慧之宝。

本文致力于探寻其中的 “仁”与 “义”形成的内在逻辑，以及对现实中国大变动社会生存的指导意义。

一、礼乐崩坏：春秋大变动社会的危机

夏、商、周时期积累的礼乐秩序到了春秋时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礼乐崩坏。不平等、不正义和邪恶甚嚣尘上，世间无义战比比皆是。在礼乐崩坏的社会中，对人普遍的社会约束 “礼”，逐渐地被分封的国君，各国的士大夫有意或无意地忘却。人的欲望、邪恶的本性自此得到了完全地释放。尔愚我诈、背信弃义、始乱终弃、勾心斗角、心狠手辣、两面三刀、搬弄是非等成为了社会的常态。 “斗筲之人”甚嚣尘上。由此，荀子指出，人的本性，正是因为有好利，所以争夺生存而逃避死亡；正是因为有痛恨厌恶的，所以滋生自私害人之心而没有忠信之心；正是因为有耳目之欲望，有喜好声色的欲望，所以滋生淫乱而礼义文理消亡不存。由此，从人的本性，顺应人的情欲，一定会导致争夺，互相侵犯，不遵循规律，而致使强取豪压。

由此整个社会秩序是弱肉强食：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族祸乱小家族，强的抢夺弱者，人多的欺负人少的，狡诈之人大行其道，忠厚愚笨之人受人欺骗比比皆是，权贵者轻视卑贱者，这种自私自利的泛滥是春秋大变动社会的共相，但这种共相并不是真理，反而是天下的祸害，如果不能突破，就会掉入祸害之中，使人的邪恶暴发，不能称其为人，做国君的不仁慈，做臣子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顺，这正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天下乱象丛生，人在春秋变动社会中完全异化，这才是天下真正祸害之因。在这样的社会中，假如不寻求突破，就会被人所害，或是不被人所害，就会去害人，拿着刀枪、毒药、水、火，用这些来相互残害。

在这么一个大变动社会中，寻求突破又谈何容易。现实之中，任人唯亲，关系网林立，纲常紊乱，礼乐崩坏，也正如墨子所指出的， “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頢、?、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其《荀子·赋》就尖锐地唱出乱世之乱相。这种乱世，如何在其中生存，这才是真正考验生存的智慧。

君子与 “斗筲之人”的争斗，终会以 “斗筲之人 “的胜利而告终。君子讲仁慈，而斗筲之人无处不用其极；君子讲自身的修养，而斗筲之人沉浸于利与财之中，终日算计；君子讲宽恕，斗筲之人讲斩尽杀绝。由此，君子纷纷隐遁山林。在《论语》中，其中陈文子到不同的国家，发现当道者都非善类。孔子自己也感叹，道之不存，久矣。人心不古，周礼丧尽。

二、为仁由己：人的神奇潜力

只有在大变动时代，外界的一切依赖完全断绝、毫无希望的时候，对人的考验才真正开始。正如孔子讲，“穷而能乐”和 “富而好礼”一样是最难的。“危难时刻还在守护义，而不是泛滥自己，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只有 “难而后才能得”，只有看 “行”，而不是看 “言”，尤其是危难之下的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志，一个人的德。这正所谓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当外界的诱惑都不可得、均不可靠的时候，在堕落横行、欲望泛滥之时，依靠人的内在潜力的思想才会同时产生。

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动时代，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于人的潜力的认识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认识。庄子的《逍遥游》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的内在的潜力不是用准确的语言能表达出来的，可以用寓言或是打比方的方式来表达。庄子在《庄子》的开篇 “逍遥游”中就写道：“不知其几千里也”，“水击三千里”，何其壮观；“扶摇直上者九万里”，不可以目测也。这真的是庄子在描述传说中的怪异之事吗？不是的。这是对人的内在力量的揭示。这种人的潜力并非轻易可得，需要的是 “难而后得”，需要的是 “狂风大浪”的磨练，而一般的麻雀和小鸟是难以理解的。庄子下面的记述展示出他写作的目的。在孔子那里，也是如此，“智者无惑，仁者无忧，勇者无惧”，“千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一种可以创造奇迹的力量，是一种神奇的无所不能的力量。这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具有的 “授命”。人的潜力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但人的这种神奇的力量需要作长远的准备，“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适莽苍者，三*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而这种准备，必然以认识人的这种神奇的力量为前提，需要以 “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才可以理解和通晓，这是庄子指出的通晓人生智慧的方法。

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即圣人，中人与小人。这三个概念系《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概念，但孔子对这三种人的理解并不是从性上来理解，而是从人的潜力的大小，而不是指人的本性而言。这些都是后天的努力，而与先天的资质无关。这也正是荀子所言的，孔子说：人有五个等级，有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人依其内在的能力而分层次，而非外在的地位、权势、富贵。这种内在属性是先天的，而源于人潜力的释放。人潜力的载体是人这一自然存在物，也是我们通过肉眼看到的有限的人，而这个世俗的人和世界是有限的。人的潜力不能脱离有限的人的个体，正如《荀子》在 “劝学”中所言，“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发挥与能力的培养层次上来理解人的大小，因此，圣人、中人与小人是指内在的人的.

尽管人显现出来的力量有限，但它是潜力的基础，释放人之潜力，离不开显力。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健全的心智是人发挥人的潜力的基础。但如果不以人的潜力为依照，任意依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道德、仁义的约束，结果是堕落、庸俗。这正所谓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的本质内涵———无所不能的潜力只有在精神的层面上才能被理解，这种理解不能用逻辑的方法，而必须用启蒙、比喻、体会、感知的方法。精神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都存在于人这一载体之上，并不是两个单独存在的世界。而且，精神的内在世界与世俗的外在世界是两个性质完全相异的世界。这就形成了人的悖论：在同一个载体之上运行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因此，作为人 “与生俱来的使命”是如何将这两个人合二为一，成就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仁学的本质。

仁学之所以不可言说，是因为要将人的潜力发挥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方面是人无穷的潜力，另一方面是人的结构让人没有办法使用这些潜力，这就是人的悖论，如果能解决这个悖论，一个人就能找到力量之源，一个民族也就找到了强盛之源。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能得到妥当地回答，一个民族就能延续昌盛，如果不能做出妥当的回答，这个民族即使在历史上强盛一时，也终将灰飞烟灭，《圣经·旧约》中记载的这种民族不计其数。

大变动社会之下，仁人志士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解决矛盾的法门：加入时间的因素，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奇迹是可以发生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常以 “龟兔赛跑” 教育儿童，以 “铁杵磨成针”教育少年，以 “愚公移山”教育青年。这三个故事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其中心思想是一个人只要持之以恒，用心专一、勇猛精进，人是可以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的。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阐释了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我欲仁，斯仁至矣”，“未有力不足者，未着力也”，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这种本质，正是各个文明传统思想的核心.

三、忠与义：从小人走向大人

孔子的仁学，正是在 “吾之道，一以贯之”之上，依行动策略归纳成两个方面，即忠与义。忠是认识真实的自己，并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真实的自己，不违背自己的良知，不违背自己的志向，不违背自己的与生俱来的使命，这就是孔子讲的 “授命”。正是基于对自己的认识，对自身命运的认识，人要完成与生俱来的使命，人需要面对真实的自己。由此， “仁、义、知、信、直、勇、刚、恭、慎、木、毅、讷、诚、忠、恕、孝、悌、好学”都由此而来。这就是对自己的 “忠”。而后是 “义”， “义”是在社会中处世的法则。基于对自己的 “忠”而生的美德，在社会中都是有条件、限度的， “过犹不及”，而这标准和限度就是 “义”， “义”是君子从 “小人”走向 “大人”的行为模式，是君子的内在本质。

首先要有忠，而后才能有信。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 “主忠信”。曾子的 “每日三省”都是关于忠信的，为人谋划是否做到 “忠”，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 “信”，自己从孔子那里得到的传承是否在日常生活中贯彻？而 “信”的基础是 “名”，对外界事物的了解及对其本质的认识，“名”也是 “忠”的基础。只有对外界事物有客观、正确地把握，才会有对自己的了解和把握，否则，一味地强调认识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对自己的忠，就是正视自己，正视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正视自己的自然属性，正视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正视世俗性，正视自己的神性，真正地了解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而正是对自己的忠，才会有对他人的忠，对国家的忠，以及对君主的忠。这就是孔子讲的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也正是孟子讲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是以自身的成长，自身的潜力发挥为基础，这也有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孔子那里，没有后来儒家发展出来的一层不变的政治性的 “愚忠”一说。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在孔子那里，是活泼泼的个人和冷静地对现实的正视，而非固执地对偏见的坚持。“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君子无执着，无偏执、无局促偏狭，有的是知权变而不离正道。“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的行动的有、有步骤的，充满着更性和对仁的追求。

个人要实现 “授命”，必须要在 “三人行”的世界中实现，必须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这就是 “君子和而不同”的 “以友辅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依 “义”而行，一个人才可以实现自己的命运。

在个人实现自己的命运过程中，在自身美德的实践、潜力的开发过程中，“义”是不可缺少，而要实现 “义”，“友”就是不可缺少的。

“义”是君子的行动准则，而君子是一个人从 “小人”走向 “大人”的行为模式，也是君子的内在的本质。“君子在天下行事，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做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必须做的，都是遵循义的准则。” “君子依义而行，小人依利而行”。 “义是一个人改变行动为方式的标准。” “义”与 “不义”是一个人获得外在最有价值的东西的取舍标准。

人在发挥自身的美德中需要各种美德，而各种美德均有自身的局限性，而 “义” 就做到了纠正各种美德偏差的作用，如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是孟子讲的，义可以纠正信和行美德所带来的绝对化的后果，起到纠正的作用。孔子自己也讲过，“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瑏瑠，不考虑场合、不考虑情形的 “言必信、行必果”是不足取的，是 “小人”的表现。

“义”是维系 “友” 的法则。友在个人的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孔子非常强调 “友”的重要性，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友辅仁”，“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友士之贤者”，但与 “友”的交往的法则是什么呢？ “依义而行”，这些都是在 “友”的层次上展开。

“义”的内涵是 “爱”，这是孔子讲的 “仁者爱人”的诠释。爱你亲人、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爱陌生人、甚至是爱你的敌人就让人费解了。真正的爱，需要突破一个关卡，那就是爱你的敌人，东方人最难以理解的就是敌人的帮助，即为什么要爱你的敌人，就是 “以德报怨”如何是可能的？正视自己的困难，做到普遍地爱人，包括爱你的敌人。孔子讲，只有想明白了拿什么报德，使得 “以德报怨”符合 “利”，就能做到 “以德报怨”。

礼义受仁节制，但仁又具有不可言说的特点，也就是，人的行为模式只有原则上的要求，但是在实践行为中，需要变通，并没有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行为模式，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作调整。这也是孔子总是对周围情况和环境进行考察，并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孔子到一个地方，都需要对一个地方进行深入地了解，以确定自身的行为选择。对于一些看似不符合常理的行为，君子根据实际情况也是可以采取的，如孔子见卫国南子，一般人是反对的，包括子路也是反对的，但是孔子还是去见了；众人都认同的事情，而孔子认为不符合，也会不采纳。可见，仁学是一个独立的的判断体系，不是人云亦云。

“毋固”只是无定法，并不是说没有一定的方法、策略，相反，一些固有的属性、方法和策略是需要坚持的，道、仁、义是需要坚守的，需要 “死守善道”，同时，对于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期，是需要遵循特定的方法与策略的。

仁者的表现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近乎愚，仁者并不一定总能获得正面、积极的评价，负面评价也是经常会出现的，正如孟子所讲， “君子之所为，世人固不识也”，孔子也指出，“世间之无道久矣”，“邦无道，则愚”。因此，仁者固守自己的志向就很重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天下无道，可卷而怀之”。穷困可以击垮小人，让小人放纵自己，但击不垮君子，君子即使是穷困也不会放纵自己，不以外界的评价为转移，不以外界的意见或是外在财富或权贵来影响自身的 “志于道”的实现。

仁学要做到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意味着在实践行动中否定任何理论上的假设，而以仁学的精神为指导，在实践中以各种变化为考量指标，根据具体的情况和环境的变化来进行自己行动的选择。这是仁学最难之处，也是仁学不可言说的意义之所在。

在选择中，任何美德都是可以变通的，没有节制的美德都会走向反面，而真正的智慧的行为，可能会在社会中有负面的评价，这就需要仁者有自我认识、自我坚持和自我觉悟的能力。所以，“仁者必有勇”，勇气和信心是仁学实践的基础。

世界纷繁复杂，显得杂乱无章；思想如脱僵野马，不受拘束；信心像坠线的风筝，随风而逝。狂想与残酷现实间拉扯使人抓狂；大变动社会让人无奈，压力让人喘息不已。孔子说 “道、德、礼、仁、义”是获得拯救的良方， “礼” 德” 为立身之本， “知”义”是立世之方，惟此才能 “不辱其身，不降其志”。孟子以 “信”德”立身，以 “智”立世，知进退，懂取舍，再依礼而化为生活点滴，而后循义，此乃立世之本，由此才能达于 “仁”。五常并非并列，乃依次递进，逐级修正。墨子贵义，荀子疾学与权变都直指大变动礼仁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