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 （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的思想，借助数量分析工 具，通过对秦国综合实力方程的数量分析，诠释秦国综合实力增强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秦文化；文化软实力；博弈
一、引言
“软实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的概念是在冷战时期首先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提出的一种新型权力理论，旨在挖掘美国胜利新筹码并促使美国主动发展这一新型权力。约瑟夫·奈传统的软实力思想中的关键词是 “竞争”与 “博弈”，他曾断言：“在权力角逐中，软实力这个层面权力的竞争更为激烈也更为残酷，任何掌握话语权、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可以在竞争中一举击败对手”（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１１）。约瑟夫·奈在构建软实力理论的过程中，他首先认可了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关于实力是一种相互联系、实力的最终体现需要与其他因素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的观点，但对于实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的问题，莫顿等人并没有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受其启发，约瑟夫·奈明确提出了软实力与武力（即军事力量）的关系。经过３０年的反 思，约瑟夫·奈的 “软实力”理论有了创新性的发展 （Ｒｏｂｅｒｔ，１９９８；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０２； Ｂｒｅｎｔ，２０１１；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０４；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０５；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１１；Ｊｏｓｅｐｈ，２０１３）。近年 来约瑟夫·奈的思想融合了两方面的新理念 （刘佳，２０１５）：一是关于相容性，即一方软 实力的发展不一定要建立在另方的损害基础之上；二是共赢或共损概念，即软实力也不一定是输赢对决的游戏，而是双方有可能共赢或者共损。古今中外的诸多统治者的兴衰荣辱无不反复证明了这样一条规律：军事威力的长久实现应该与能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运用软实力理论解读秦王朝的强盛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实际上，周人和秦人崛起的过程也是周文化和秦文化形成、兴起的过程。周人、秦人的崛起主要是在宝鸡实现的，周文化和秦文化的形成、兴起主要也是在宝鸡完成的，宝鸡既是炎黄故地，又是周秦故地，是炎黄文化与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高强（２００９）估计出周人秦人合计在宝鸡经营了七百多年的时间。与周人主要靠礼乐制度、靠伦理道德来规范、制约人们的言行不同，秦人崇尚法制，后期主要靠法律制度来管理人们的行为。秦的法律法令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体系完备，内容宏富，较为严厉。孔润年（２００９）认为周人创造的伦理文化以道义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秦人创造的伦理文化以功利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在发生激烈社会变革的战国时期，魏、赵、秦等国先后成为初、中、晚期的强盛国家。魏国的李悝变法以 “尽地力之教”作为重视农业发展方针，并且持续推行而一跃为战国初年的头号强国；赵国历代君主对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改革奠定了赵国在战国中期的军事强国地位；秦国任用商鞅实行以 “耕战”为主要目的的国家发展战略，并采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对秦国国家实力的增强起了关键的作用。李春艳 （２００７）总结出近年来的研究新视角正在不断扩大，包括生态伦理的研究内容较之以往更详实。本文借助数量分析工具，运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的思想，通过对秦国综合实力方程的数量分析，尝试诠释秦国综合实力增强的历史原因。
ＲａｙＳＣｌｉｎｅ提出了如下的综合国力方程
出了如下的综合国力方程 ＰＰ＝ （Ｃ＋Ｍ＋Ｅ）（Ｗ＋Ｓ） （１）
这里Ｃ表示基本实力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ｓｓ）；
Ｍ表示军事实力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表示经济实力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表示国家战略意志 （Ｗｉｌｌ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表示软实力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ｕｒｐｏｓｅ）。
二、分析
为了便于通过综合国力方程讨论秦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变化，本文首先做如下几点假设：
假设 １ Ｃ为常数 Ｃ０，即假设在某一历史阶段，秦国的基本实力保持在一个相对的水平。
假设 ２ Ｍ为常数 Ｍ０，即假设在某一历史阶段，秦国的军事实力由于经济和社会 条件的约束，不可能有较快速度的增长，与战国七雄的军事实力处于均衡状态。
假设 ３ Ｗ为常数 Ｗ０，即秦国的最高统治者始终坚持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秦国 的国家战略意志一直保持着单一的目标没有明显的变化。 在此假设下，我们可以讨论几个重大历史时期秦国综合国力受到文化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影响。
ＰＰ＝（ａ＋Ｅ）（ｂ＋Ｓ）
＝ＥＳ＋ａｓ＋ｂＥ＋ｃ（２）
其中，ａ＝Ｃ０＋Ｍ０，
ｂ＝Ｗ０，
ｃ＝（Ｃ０＋Ｍ０）Ｗ０运用偏导数的计算公式，容易得到：
ＰＰ Ｅ＝ａ＋ｓ（３）
ＰＰ Ｓ＝ｂ＋Ｅ（４）
从 （３）是可以看出，当秦国的经济实力增强时，整个国力随经济增长的速度为 ａ ＋Ｓ。这说明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化国力具有很大的加速作用。 《史记·货殖列传》记 载：“［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指出秦国故地关中，在商鞅变法后至战国末年开始成为商人云集、商业活动十分发达的地区。秦国商品经济的发达，经商者的足迹遍及四面八方，具有贸易地域广、交易频繁的特点。此外，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战国策》卷七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记载大商人吕不韦和其父的一段谈话：“（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这说明经商远比务农易于致富（张彦韬，２０１３）。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实力是以户数来度量的。从管仲所推行的分户令制度来看，战争发生时，每家出一人组成军队，“户”的多少关系到兵员数量。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户数还关系到徭役、赋税的多少。从秦赋税征收的实际情况来看，包括户赋、田租和各项杂赋等。户赋按户征收，秦孝公十四年（前 ３４８年）“初为赋”，对赋税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大概就是推行户赋。据云梦秦简， 户赋征收的主要是钱和布。《商君书·垦令》：“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秦的田租是实物租，按土地缴纳粮食和葑禀。征收户赋和田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供应军队和战争后勤补给。商鞅变法时实行分户令正是为了通过增加户数来增加兵员数量和国家赋税收入。秦统一巴蜀后不久，为了在巴蜀巩固其封建统治及确立封建生产方式，公元前 ３１０年，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状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且大量徙民： “戎伯尚族，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对蜀的首次移民发生在公元前３１４年， 《华阳国 志》记载，这次移民规模浩大，按照一家五口计算，大约有 ５万人之多。前 ２７７年蜀守若代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史记·肖相国世家》）。秦国移民主观上是针对 西、北方氏、羌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实则开发了巴蜀，使之成为了秦扫灭六国的后方基地。与此同时，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会计制度已具雏形。
从 （４）是可以看出，当秦国注重加强文化软实力，且软实力增强时，整个国力随 软实力增长的速度为 ｂ＋Ｅ，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对于强化国力的提速非常巨大。战国 初期，赵、魏、秦等国统治者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农业发展政策。赵国实行农商并重的经济发展政策，而魏、秦等国则采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两种不同的农业政策的施行，使魏、赵、秦分别成为战国早、中、晚期强大的国家。虽然这三个国家都认识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因各国重视农业的力度、着眼点以及目的性的不同，导致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结局。不同的农业发展政策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改变产生了深远的的影响。魏、赵、秦国家实力的不断消长反映了农业政策的潜在历史作用。与赵、魏两国地薄人众明显不同，秦国则是地广人稀，据 《史记》记载，“他日秦地不过千里”。秦国地处边陲，偏隅西部地带，自然地理环 境较为特殊。春秋时期秦国属于落后的边缘地带，一直不为他国重视。当时秦国的经济和文化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国力随软实力的增长十分缓慢，综合国力也比较弱。
战国中期，尤其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法治文化在秦国的崛起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商君书·垦令第二》中所提出的重农政策凡二十条，旨在提高秦国的经济实力，进而在软实力的推动下加快国力的增长速度。垦令中有九条都是与限制商人和商业相关的。这九条内容包括：禁止人民经营粮食业务，禁止开设旅馆；提高酒价、加高酒税；整顿军市，加重关市赋税，商人仆役服徭役；严格管理政府粮食运输业务，国家独占山泽之利；等等。《商君书·权修》指出：“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商鞅认为，法治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文化权衡作用，就像通过一杆秤的权 （秤砣）衡 （秤杆）调节，就可以来判断和度量物体的轻重一样，法治文化作为 一个国家的文化权衡，它可以调节国家内外、君臣上下的关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起着决定全局的关键作用。赵沛（２０１３）认为，商鞅变法实际上达成了一个严格、有效的官僚管理系统，形成整齐、规范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早起的基于血缘亲情的伦理规范，取代基于心理自觉的道德自觉。因此，秦国民众勇于公战、并心进取的道德自觉与 “一断于法”的治理规范共同承担着维护秦国社会秩序的功能。秦国为富国强兵的需要，注重对商人经商活动的税收。《商君书·垦令》记载： “重关市之赋，则农必恶商”；“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秦国鼓励商货流通，政府在市场设官管理并收税。这一时期秦国政府还制定并实施了《田律》、 《厩苑律》、 《仓 律》、《徭律》和 《司空律》等多种经济法律法规，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黄栋法，２００９）。因此，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力日益强盛，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
战国晚期，秦国成为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国家，由于国内劳动效率的提高，农业产量也迅速提高，因此粮食积贮丰富，以致秦国境内有 “粟如丘山”，“秦富天下十倍” 之美誉（张军，２００８）。关中地区成为秦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域而有天府的美称。文献记载秦国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凶国也。”（何建章，１９９０）
三、小结
（一）秦国首先意识到文化软实力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哲学思想。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盛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秦国抢先加强文化软实力，在秦国的政治上开创了崭新的统治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法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其二，强化建立 “依法为符，皆断于法”的法制社会；其三，强调按等级进行统治，提高治理国家的效率。长期的教化是的民众在价值理念上表现出对秦国“兵民合一”的农战政策的普遍认，史称秦人 “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碳，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即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韩非将这种心理称之为 “贵奋死” （《韩非子》）。
（二）中国古代历史是 “文化因周，制度袭秦”。周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德治 文化和王道文化；秦文化主流是法家文化、法制文化和霸道文化 （王兴尚等，２０１４）。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周秦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没有周秦文明，就没有中华文明。秦文化继承和发展周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秦国经济实力的积蓄和增长，国力随软实力增长的速度加快，因此，秦国在周朝之后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周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与核心，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源泉，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软实力在当前解决国际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约瑟夫·奈将世界政治比喻成国际三维象棋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只有在纵向和横向都胜利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 （黄金辉等，２０１０）。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文化软实力来进一步相互加强的，尽管硬实力和软实力虽然某些时候会相互冲突。因此，约瑟夫·奈认为，发展国家实力的过程中应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适时地调整国家实力发展战略。
我国目前奉行的 “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将中国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 之路传播到沿线的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不同，因为我们的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从而带来全球的繁荣和合作。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投行成立后，“一带一路”规划已经水到渠成。“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常态下国家战略将助力我国走出去，为欧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应大力开展以政治为目的的经济交流，同时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传播，进一步将文化软实力和区域软实力纳入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之内，统筹国内外软实力建设，努力实现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
致谢：本 文 受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７１１７１１２８） 和 教 育 部 规 划 项 目 （１０ＹＪＡ７９０２３３）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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