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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70年回溯与前瞻

2021年10月11日 10:06 汪洁 点击:[]

[摘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对伦理问题的思考和智慧,学理上横贯伦理学基本理论的诸多方面,可谓纷繁复杂,异彩竞呈。通过回溯新中国70年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全面把握研究的焦点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润泽来路,明烛去途,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对一切人类优秀伦理文化的内涵、形态和因素进行比较借鉴与合理消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关乎我国文化自信的进一步确立,而且对承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回溯;前瞻

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专门化、系统化研究可追溯到1906年刘师培编著的《伦理教科书》和1910年蔡元培编纂的《中国伦理学史》。前者打破以经史子集的学术派别、代表人物为纲的结构体系,仿照西方伦理学先原理后实践的框架,探讨传统伦理的起源、流派、意义等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启了中国传统伦理研究向近代转型的先河。后者不仅介绍了我国先秦至明清几千年的伦理思想流派以及著名思想家的伦理学说,还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同法兰西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进行比较研究,主张中西融通、相互借鉴,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筚路蓝缕之作。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有了初步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世人瞩目。回溯新中国70年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焦点问题,前瞻未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趋势,对促进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伦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70年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学界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重要分水岭,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繁荣发展时期。

1.初步发展时期(1949年至1977年)

建国初期,一批老一辈的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哲学著作中提炼和阐释传统伦理思想,发表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冯友兰的《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吴泽的《论孔子的中庸思想》以及高觉敷的《王夫之论人性》等,他们的探索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这一阶段最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初步研究》,此书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演变、阶级本质、基本类别和基本观念都做了颇有创见的分析和论证,同时还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派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而应划分为道义论和功利论,这是当时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最集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之作。

1960年,罗国杰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筹建了新中国第一个伦理学研究室,开始编纂《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但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被迫中断。当时学界开展了对旧伦理观的全面清算和批判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传统伦理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被阶级斗争需要所替代,部分学者的独立学术人格被扭曲。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拉开了“评法批儒”的序幕,在全面否定儒家仁义道德观的同时宣扬了非道德主义的观点,使传统伦理研究处于严重窒息和徘徊的状态。这一历史悲剧给我国社会道德建设造成的混乱同样也是空前的,这是需要深刻总结的历史教训。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片面地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伦理文化遗产中所反映的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同一性,片面地强调对封建伦理的斗争性而忽视对其合理因素的肯定及其当代转化,片面地强调对封建糟粕的批判性研究而忽视对其精华的借鉴性、继承性研究。在这种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备受冷落的情势下,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廖若辰星[1](P16)

2.繁荣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逐步得以恢复,迎来了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

1979年,罗国杰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并重组了伦理学教研室,重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三大伦理学教材的编撰工作。1980年,中国伦理学会成立。1982年,中国伦理学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在北京密云水库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中国伦理学史座谈会,会议邀请张岱年先生作了题为“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的报告[2](P15)。以“密云会议”为标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迎来了真正的春天,逐渐形成通史、断代史、人物、流派、范畴等研究百舸争流的局面。

改革开放40年不断引发中外伦理文化比较的热潮并取得了一批建设性成果。如杜恂诚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万俊人的《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姚新中的《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谢桂山的《圣经犹太伦理与先秦儒家伦理》、余纪元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何怀宏的《中西视野中的古今伦理:何怀宏自选集》、赵康泰和李英华的《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与东南亚伦理》、邓安庆的《仁义与正义:中西伦理问题的比较研究》等著作,对中外伦理思想比较做了颇具开拓性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与国外伦理学界不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西方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被引入中国。同时,随着中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如公平与效率问题、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等等都需要从伦理维度审视与思考。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自觉地与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教育伦理学、军事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科的发展相结合,如唐凯麟和陈科华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汪洁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赵长芬的《官德论》、佘正荣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李培超和张天晓的《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视野》,江万秀和李春秋的《中国德育思想史》、钱焕琦的《中国教育伦理思想发展史》、赵枫的《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王联斌的《中华武德通史》、何兆雄的《中国医德史》等,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呈现出一幅蓬勃兴旺的景象和发展势头,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进一步挖掘与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唐凯麟和邓名瑛主编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王恒生主编的《家庭伦理道德》、焦国成主编的《德治中国——中国以德治国史鉴》、廖才定等主编的《以德治国的历史光辉: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和实践》、蔡方鹿和舒大刚的《儒家德治思想探讨》、蔡尚思的《中国礼教思想史》、康志杰和胡军的《诚信: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等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2006年3月,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围绕这些研究方向,学界形成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如曹英的《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宋林飞主编的《中华传统美德丛书》,郭广银、王小锡、杨明等主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姚小玲、陈萌合著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文化底蕴》,戴木才的《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现实与前景》,江畅的《论中国价值文化发展》等成果,对弘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时代精神和价值旨归的道德规范体系进行了积极地探索。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呈现出由粗到精、由浅入深、由文本性研究到应用性研究、由批判性继承到综合性创新等特点,不仅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通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在断代史、人物史、流派史、范畴史和专门史的研究方面也颇具规模,不仅开创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崭新局面,使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优秀成果重新光耀于世,而且为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二、新中国70年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焦点

经过70年不懈的努力,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视域已覆盖伦理学基本理论的各个角落,但研究密集度最高的焦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通史研究空前活跃,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如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是建国后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撰写的中国伦理学通史,起到开拓性的作用。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实现了古代与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的统合整观。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是一部简明扼要且史论结合的通史著作。姜法曾的《中国伦理学史略》、张锡勤等编撰的两卷本《中国伦理思想通史》、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都是通史研究的佳作,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观点和视角。罗国杰主编的上下两卷《中国伦理思想史》再现了从先秦到新中国成立前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部贯通古今的扛鼎之作。针对以往通史研究中重伦理思想史研究,而轻道德生活史研究的现状,唐凯麟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八卷本)全面梳理了中华民族从远古至现代各领域的道德生活状况,填补了通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断代史的研究从无到有。巴新生的《西周伦理形态研究》主要以德、孝为核心分析了西周的伦理形态。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先秦儒、墨、道、法四大家伦理思想的断代史。王磊主编的《周秦伦理文化概论》、晁天义的《先秦道德与道德环境》、张继军的《先秦道德生活研究》强调了周秦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刘厚琴的《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刘伟航的《三国伦理研究》、陈谷嘉的《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都是断代史中的补白之作。张锡勤等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徐顺教和季甄馥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张岂之与陈国庆合著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唐凯麟的《走向近代的先声——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研究》、张怀承的《天人之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徐嘉的《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研究。

上述通史和断代史,在建构中国传统伦理的理论体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主要人物、流派和范畴研究

以人物为主线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包括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物研究。其中,对孔孟和老庄伦理思想的研究最多,涉及到“仁”“礼”“中庸”“民贵君轻”“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等基本伦理观念。此外,关于董仲舒、程朱理学的研究成果也颇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的伦理思想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黄敦兵的《黄宗羲伦理思想的主题及其展开》掘出黄宗羲思想中所独具的“原创性”因素。唐凯麟、张怀承合著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王船山伦理思想研究》全面介绍了王夫之伦理思想的特色。

除了人物研究,学界对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流派的伦理思想也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如李书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发展史》、葛晨虹的《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唐凯麟和曹刚主编的《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唐凯麟和张怀承主编的《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许建良的《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张舜清的《儒家“生”之伦理思想研究》、刘桂莉的《儒家伦理观综论》等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促使人们站在现实的高度重新审视儒家伦理。因此,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的成果越来越多。杨清荣的《经济全球化下的儒家伦理》、戢斗勇的《儒家全球伦理》、蔡德麟和景海峰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邵龙宝和李晓菲的《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苑秀丽和何小玲的《儒家思想与中国当代伦理》等论著对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和多层次的探讨。除了儒家,研究道家和墨家伦理思想的学者也颇多著述。如王泽应的《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杨建兵的《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贺更行的《兼爱天下:墨子伦理思想研究》、孙君恒等的《墨子伦理思想研究》。另外,姜生的《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和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对中国道教和佛教伦理思想深入挖掘。许建良的《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研究》从道德根据论、性情论、教化论等角度对魏晋玄学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

中华伦理范畴研究由点及面,生生不息。魏英敏的《孝与家庭伦理》、肖群忠的《中国孝文化研究》、鲁芳的《道德的心灵之根:儒家“诚”论研究》探讨了“孝”“诚”等范畴的当代价值问题。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发起编纂的《中华伦理范畴丛书》选取中华伦理道德的66个范畴如仁、义、礼、智、信等,自甲骨金文以至现代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以上人物、流派和范畴研究以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形式博史鉴今,资政育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凸显集文本之梳理,明演变之理路、辨现代之诠释的理论价值。

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评估与转化创新研究

如何对中国伦理思想的价值进行评估、转化和创新,一直是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在对待传统伦理思想的态度上,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转化中,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一次次剥茧抽丝般的审视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倾向于毛泽东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传统文化观,但在“左倾”思潮尤其是文革期间被“全盘否定”论取代。改革开放之初,学者对传统伦理思想大多秉持了批判性继承但重在批判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否定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当时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就颇受争议。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对于传统伦理思想,过高地推崇赞扬是不适当的,但不求甚解、随意否定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他提出的中、西、马“三流合一”论受到广泛认同。方克立将其发展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综合创新论。罗国杰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对待传统伦理思想的十六字原则:“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3](P329)。根据这一原则,罗国杰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传统道德丛书》(五卷),重新归纳与整理了传统道德的理论线索。他在《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一书中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治国兴邦和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唐凯麟先生认为对中国伦理思想的价值存在三种评价范式: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化范式、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儒化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化范式。前两者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完全否定或肯定的思维模式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范式理论,既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又坚决反对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4](P2-5)。这些观点诠释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守,为推进传统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理论研究范式。

新时代的伦理文化建设要求我们在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统一[5](P11)。如何使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基因与时代相结合,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方式,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吸引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又一主题。如肖群忠的《伦理与传统》、郑晓江等著的《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吴来苏和安云凤合著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徐惟诚的《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李春秋和毛蔚兰的《传统伦理的价值审视》、梁韦弦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李建华等的《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研究》、李承贵的《德性源流: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研究》等论著围绕这一主题,从价值反思、现实转化、道德践行等层面进行了探索,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内在精神、核心观念、现实意义以及与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承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彰显中国传统伦理的当代价值。

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未来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6](P339)这为新时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指明了方向。

1.不忘本来,为坚定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提供历史依据和精神滋养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跌宕沉浮几千年,从未断流,这种极强的生命力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中国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7](P77)

不忘本来,就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8](P141)。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承性研究成果斐然,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如在对史料运用分析方面,重伦理思想本身而轻思想背景。在研究对象方面,对先秦和近代转型期的研究较多,而汉唐至宋元明清之间的伦理思想研究较少,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非儒学说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并且学者大多重汉族的伦理思想研究,而轻少数民族、地方风俗、民谚、民谣、文学作品中的传统伦理思想挖掘[9](P361-362)。这些缺憾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弥补。今天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发展史、伦理范畴演变史、伦理形态更替史,认识传统伦理的内蕴、实质及特征,揭示不同社会形态、政治制度下伦理思想发展变迁的原因与动力,以新的方法对几千年的伦理史进行甄别与清理,去其杂质,取其精粹,从中发掘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的伦理文化底蕴,并以此作为坚定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源头活水。

2.吸收外来,加强中外传统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我们要立足本土,也要放眼世界,对一切人类优秀伦理文化的内涵、形态和因素进行比较借鉴与合理消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后,中外传统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将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比较的范围将延伸拓展。既包括不同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理论的对比,也包括同一形态的伦理体系的对话;二是比较的内容将广泛深入。既有同一时代各种伦理学说、伦理流派的对比,也有人类发展史各个阶段形成的不同伦理文化类型的传统和特点的对比;三是比较的方法丰富多样。集横向比较、纵向考察、立体比较于一身,融同比、异比、横比、纵比、同异交比于一炉;四是比较的问题将层出不穷。包括中外伦理思想比较史研究,儒释道伦理的地位和作用的比较,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的不同作用的比较,中国大陆儒学与东南亚、日本儒学的比较,古希腊罗马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道德繁荣昌盛的原因比较,中外伦理史上同一范畴、概念的不同发展历史阶段的比较等等。

通过以上立足现实、反省过往、纵析古今、横贯东西的比较研究,视其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而扬弃,获得新的研究增长点。

3.面向未来,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继承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道德,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道德建设的时代性实效性。”[10]推动传统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要解决从哪里来,更要明确到哪里去,“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6](P340)。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未来研究领域将聚焦以下创新点:

一是中华传统美德、中国革命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研究。传承创新中华传统美德,亟需论证中华传统美德对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浸润与滋养,科学阐释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与转化,这既是创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学理要求,又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

二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研究。党的十九大系统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和要求。今天立足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把脉中华文化基因,寻找古今通理[11](P7)

三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接续研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未来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2](P105)如何将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伦理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的道义和文化支撑,是新时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是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性研究。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不断从中华传统伦理观中汲取合理解决当代生态难题的智慧源泉。

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传统伦理思想的弘扬研究。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就以追求世界大同和兼济天下为己任,中华民族对大同世界的憧憬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伦理观念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提供了深厚土壤和内生动力。

以上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创新,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伦理的思想精髓与时代需求的深层次结合,打造出更多富有思想深度、理论温度、历史厚度和实践力度的精品之作,持续提升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影响力,不仅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的繁荣与发展,而且对未来全球伦理建设都将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焦国成,郭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J].道德与文明,2008(5).

[2]肖群忠.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道德与文明,2011(1).

[3]罗国杰.伦理学探索之路——罗国杰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唐凯麟.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国现代伦理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唐凯麟教授访谈录[J].伦理学研究,2010(4).

[5]王泽应.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与创新发展的新呼唤——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总结和思考[J].道德与文明,2019(3).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8]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9]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19-10-28(1).

[11]杨义芹.十九大报告的伦理意蕴[J].道德与文明,2018(3).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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