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
［摘要］哲学是探讨自然、个人、社会及其本体的学问。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元问题则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解决其元问题与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形成了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六个组成部分。其中，具有超越性的本原论和人性论构成形而上学，以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构成了形而下学，而居二者之间的人心论则为上而下学。鉴于形而上学是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哲学的标准，故中国传统思想中确有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元问题中国哲学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基本结构中国哲学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B2
什么是哲学?中国自古有哲学吗?如果有，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元问题是什么?有哪些组成部分?这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前提性问题从一百多年前该学科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上个世纪末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将相关问题再次提出，至今余波未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略陈一管之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哲学及其研究对象
作为舶来品，“哲学”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提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第2页)将“哲学”的外延限定在“人生切要的问题”，显然过于片面。相比之下，张岱年的意见要合理得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张岱年，第1页)在人生之外，加上宇宙的维度，更接近实际。冯友兰在晚年的《三松堂自序》中则是这样表述的:“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人类精神生活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这个反思所涉及的范围也不能不随之而广。这个范围，大概说起来，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自然，一部分是社会，一部分是个人。”(冯友兰，2001年，第1册，第210页)这里的“自然”，相当于张岱年所说的“宇宙”，“个人”则相当于胡适和张岱年所说的“人生”。这样，在宇宙和人生之间，再加上社会的维度，就更加全面了。不过，从形成次序和逻辑关系来看，自然早于人类，社会由个人组成，因而也许以自然、个人、社会的次序为宜。
哲学概念是由古希腊先哲首先提出来的，那就让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理解吧:“假如自然所成各物以外别无本体，则自然科学〈物学〉将是第一学术;然而，世间若有一个不动变本体，则这一门必然优先，而成为第一哲学，既然这里所研究的是最基本的事物，正在这个意义上，这门学术就应是普遍性的。”(亚里士多德，第120页)可见，哲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两类事物，一是“自然所成各物”。对这一类事物的研究，为“自然科学〈物学〉”，也就是“第一学术”。二是“自然所成各物以外”的“不动变本体”。对这一类事物的研究，才是“第一哲学”。
由是观之，冯先生所说的自然、个人、社会，属于第一类事物。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主要指自然界，也就是宇宙万物，即“自然所成各物”。人本属宇宙万物之一，但由于人为“我们”这一类事物，是认识的主体，所以才有必要将其从万物中区分出来。至于社会，则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群体。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当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人、物关系。“自然所成各物”也好，自然、社会、个人也好，人、物也好，都是并列的关系，所以笔者称之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横向维度。
然而，仅仅研究自然、个人、社会或人、物的学问，显然只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物学”，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哲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社会、个人或人、物背后的“本体”的探讨。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变本体”和中国哲学所理解的“本体”是不一样的，前者为不变动的理念，后者为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之母。尽管如此，它们都属事物的本身或原样。就此而言，二者具有相同的性质。鉴于本体与作为现象的自然、个人、社会之间是上下的、纵向的关系，所以笔者称之为哲学研究对象的纵向维度。
中国哲学用“天”“道”等概念来指称本体。因而，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之际”，主要着眼于作为本体的“天”和作为现象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当然，由于在中国古人看来，人、物皆由天所生，也就是说，人、物同源，因而“天人之际”也包含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即横向维度。但相对于纵向维度，横向维度是次生的，也是次要的维度。由于关注点有所不同，各种哲学对哲学研究对象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的取舍也不同，增减亦异，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体系。
综合上述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参以胡适、张岱年、冯友兰、亚里士多德诸家，可以说哲学就是探讨自然、个人、社会及其本体的学问。据此，所谓中国哲学，就是指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探讨自然、个人、社会及其本体的学问。不过，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这使“中国哲学”概念变得复杂起来。为研究之便，本文的“中国哲学”概念限定于中国传统哲学。
从亚里士多德的表述看，本体论为第一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著作被命名为“形而上学”后，人们通常把这个命题表述为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因此，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核心。既然如此，有无形而上学，也就成了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哲学的标准了。
形而上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遍性，另外一个是超越性。形而上学所研究的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根据，它隐藏在现象的背后，是人们无法经验到的，因而是超越的。
宇宙万物是无限的，因而对其本体的理解与解释也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任何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位哲学家，都可从自己的角度来探究之，从而给出不同的答案，建构出不同的哲学体系。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主要是由于它们所发现的本体的不同所导致的。
二、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元问题
那么，各种哲学所发现的本体之所以不同，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笔者以为，是问题意识。谈起哲学的问题意识，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恩格斯的经典表述是:西方近代以来，出现了“解构形而上学”的思潮，甚至“哲学的终结”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但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思潮，尚待时日。“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他还进一步根据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对于这个判断，早有学者指出，这是恩格斯对西方哲学的总结，未必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学者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如钱穆在去世之前特别著文强调:“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钱穆，第93页)余敦康更明确指出:“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由各种各样矛盾片面的看法及其相互之间的争论而构成的。”(余敦康，第3页)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天人关系的确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不过，尽管我们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天和人的关系分别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但这恐怕仍然不是双方的终极问题或元问题，因为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中西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各自的基本问题?在笔者看来，西方哲学之所以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因为它要追究“这个世界是什么”，而中国哲学之所以要研究天和人的关系，则是因为它要说明“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中西哲学的元问题，才是决定中西哲学根本宗旨与特质的终极根源，而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过是解决各自元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而已。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宗明义:“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第1页)在此书中，他还阐述了对哲学何以产生的见解:“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同上，第5页)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哲学产生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这种“惊异”，则出自人类的求知本性。其二，正是由于这种“哲理探索”“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因而它是纯知识的，非功利的，“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也“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其三，这样一来，哲学产生的前提条件便是，“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也就是说哲学家们生活优渥、衣食无忧。可想而知，在物质条件充分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在求知本性的驱使下，哲学家们由“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不带有任何功利所探索的，只能是“自然万物”的真相，其元问题只能是“这个世界是什么”。
当然，西方哲学也研究人事，但它是把人事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以获得人事的知识为目的的。正如牟宗三所说:“至希腊第二期的哲学家才开始注重人事方面的问题，……然而，他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把美与善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牟宗三，第9－10页)因此，西方哲学对“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追问从属于“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元问题。
中国哲学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明中，《易》乃大道之源。孔子在谈到《易》的成书的时候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为书也……又明于忧患与故。……《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周易·系辞下》)①司马迁在谈到往圣先贤著述过程时也有类似的描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他还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到:“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不难看出，孔子和太史公所描述的境况和亚里士多德迥然有异。首先，中国哲学产生于忧患和危惧，所要解决的是现实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懂得人生和社会，因而“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哲学的元问题。其次，由于中国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就决定了它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再次，基于以上两点，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依赖物质条件。恰恰相反，哲学家们往往是在生活困顿之中开始立志著书立说，并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
既然中国哲学的元问题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它对“这个世界”也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只是它往往是为了寻找人生和社会的根据才去进一步探索“这个世界”。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对“这个世界是什么”的追问，从属于“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元问题。
中西哲学的元问题虽然不同，但其出发点都是现实世界。中国哲学产生于现实的人生和社会自不必说，亚里士多德所谓西方哲学“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自然万物”也属于现实世界，这说明西方哲学的出发点也是现实世界。正如上文所述，形而上学是对现实世界背后的本体的探讨，因此哲学的核心虽为形而上学，但其出发点必在现实世界，也就是哲学研究对象的横向维度。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物这对概念来指称现实世界的话，那么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元问题基于物(“自然万物”)，而中国哲学的元问题基于人(人生与社会)。
人本是万物之一，因而在广义上，物也包含人。正是由于西方哲学的元问题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所以它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当作客观对象来研究。其实，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正是对客观世界亦即物的起源的追问。因此，西方哲学是站在物的立场上，把人作为万物之一来研究的。换言之，它对人也是从物的角度来研究的。这种哲学，可称为泛物论或泛物主义②。
泛物主义有四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主客二分。由于这种哲学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而作为研究者的主体，则超然于被研究者之外，这样就必然拉开了双方的距离，造成主客两截乃至主客二分的局面。二是知识性。研究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结果，是形成了一套客观知识。因此，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思辨性。一套客观知识必然寄托于一系列语言概念，而语言概念则便于用来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的思考。以上三点共同决定了西方哲学的第四个突出特征，这就是客观性。西方哲学不但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并建构了一套客观知识和概念系统，而且它所追求的是客观的本体。
由于中国哲学的元问题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关注的是这个世界对人的生存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个世界与人的生存的关系，这样一来天人之际也就自然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正因如此，中国哲学就难免从人的角度来探索客观世界。这种哲学，可称为泛人论或泛人主义。
泛人主义也有四个突出特征。一是主客合一。由于中国哲学往往是为了寻找人生和社会的根据才去进一步探索客观世界，因而可以说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是对主体世界探索是延伸，对物的探索是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