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１３）

［摘要］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收藏青铜器承载着周秦时期的伦理观念和审美意识。青铜器铭文当中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转化为重建当代道德的重要资源。青铜器铭文、青铜器造型和纹饰，均包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识。这些道德观念和审美意识，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和美育教育，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宝鸡馆藏青铜器；伦理观念；审美意识

［中图分类号］Ｋ２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１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９－０５

宝鸡地区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举世闻名的青铜器之乡，从汉代起至今挖掘和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相当庞大。按照现在行政区划，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区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大周原地区，过去是周人核心统治区，主要是岐山县区和扶风县，广义的周原还应当包括武功县、凤翔县和眉县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宝鸡市区，包括渭滨、金台区和陈仓区，著名的竹园沟墓地就处于这一区域；第三部分，是其余地区的青铜器，主要包括眉县、凤翔县、陇县和千阳县。有关学者整理研究，当时共收集５９３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以狭义的周原为主要的出土地。［１］（Ｐ１）根据另外一个金文整理文件则总共收录９６０多件，可以认为，这是宝鸡青铜器的大略数字［２］。这些青铜器是国之瑰宝，一部分藏于国家博物馆，还有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个别器物藏于国内博物馆。大部分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重要的青铜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是以仿制品的形式储藏。这些青铜器不论以何种形式储藏，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梳理这些青铜器蕴含的美德思想和审美观念，对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重大意义。

一、青铜器铭文蕴含的传统美德思想

青铜器的研究有几种方法，大致可以分为考古学、历史学、美学和材料学的四种方法。历史学的方法就是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种文本处理，寻找其中的历史信息，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青铜器铭文包含着古代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发掘整理这些铭文的相关内容，可以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提供更加可信的资料。青铜器铭文在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中的优势是明显的，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一般不会受到内容真伪问题的困扰，这就基本摆脱了先秦古书真伪难以鉴别的难题。如果其中记载内容与古代文献资料能够相互佐证，则效果更好。这就是王国维先生主张的“二重证据法”的部分内容。著名古文字专家唐兰先生过去曾经谈过，主张用铭文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强调铭文研究的便利和优势［３］。商周之际的历史大变革，不但实现了王朝的改换，还是思想文化上的大跃进，形成思想上的大解放运动［４］（Ｐ４５１－４８０），完成了道德观念的转化与升华，德性伦理思想开始出现，为道德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周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大觉醒，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周人开始摆脱神权的控制，从对神的匍匐下走出来，获得人为人文理性。这些概念主要是通过德这一观念实现的，在周人精神世界里为“明德”。周人思想解放是围绕着德这一概念展开的，德是一个产生较早的概念，到了西周时期基本具备了人文理性的色彩。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到了西周时期，“德”字才有了心字旁，接近于道德的概念。在商朝时期，“德”更多地被用作“得”，即所得之物的意思。《尚书》中《盘庚》篇中“德”字理解为 “得”解释起来更贴切一些。如其中“非予自荒兹德”可以理解为荒废了天子所得。商代的“德”是天神观念的产物，不涉及道德的意义。

周代德性伦理，在一些学者看来，有制度之德和伦理之德的区分，在更宽泛的道德意义上，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周代的制度之德与人际之德的内核是一致的，其指向都是权力的合法性。即为何上天要将天下之民众交给周王来统治，是因为周王有“德”，先秦典籍将这种德概念概括为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和恭祭先祖几个方面［５］。这些德观念往往具有制度之德的属性，古人认为，宗法制和分封制是实现德治的方法与路径。故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性，胙之土而命之氏。”［６］（Ｐ６０－６１）周人将制度与道德是融为一体的，制度与道德是相互体现与规定的关系，合二为一。古代政治哲学的特点就是，政治服从于道德德性，周代的政治建构有现实需求的一面，但是，其出发点却是从道德开始的，或者说，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也认为，其政治建构的内核是从道德开始的。

周人创始的礼乐制度深入人心，也是将道德贯穿于制度方面的一个体现。这种文化格局，使得周人很早就形成了伦理型的文化特征。德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的加工，基本奠定了德早期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德更具有了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的要求，也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和精神反思。奠定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追求目标，注重现实的人际需要，关注人自身的能力与发展。

这样一种文化演变过程，包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并且将许多资料记载于青铜器之上，为我们整理文化遗产、进行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方便。我们对周代铭文进行归纳，大概总结了１４３篇铭文，这些铭文均涉及道德的内容，有些内容与现代道德有一些距离，我们寻找具有现代性的因素，归纳总结了包括爱国主义、尊重自然、敬畏天命、忧患思想、简朴思想和孝道观念有关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与当今的主流价值观是契合的。有一些观念可能需要有效的转化。比如，德柔四夷，可以转化为当今对外交往关系的和平主义的主张，尊崇先祖的思想，可以转化为对于传统的认同和尊重，一些法律性的铭文，则包含着司法公正的内容。大盂鼎、班簋、墙盘、大克鼎、五年琱生簋、师才鼎、番生簋和静簋，都包含有上面的内容，这些都是包含有道德内容的典型的铭文。一些学者统计表明，与德相关的青铜器铭文近２００处，分别以“懿德”“安德”“敬德”和“慎德”等形式出现。这些道徳承载着道德教化功能［７］。

除了铭文本身的道德功能之外，周代青铜器的造型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是从道德的相反角度提出了要求。《吕氏春秋·适危》：“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这就是警告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走向方面，是在强调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左传·宣公三年》：“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唐代杜预在注解这一话时指出，各种神物的形状就是要警示世人。在饕餮纹、鸱鸮纹、蛇纹这类虫被赋予警戒的意义，都是对人类恶行的警示，避免人们的行为走向反面，进而要求人们培养善德，类似于现在对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的功能。

周代青铜器铭文里面有大量的关于美德的内容，是我们开展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这与周代兴起的德性伦理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其中，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可以作为重点，对外交往的和平主义取向也可宣传。在个人修养层面，孝道思想、简朴思想、忧患意识，均可作为重要思想进行宣传。在青铜器纹饰方面，则可以吸收古人一贯的风格，从相反方面对学生进行警示教育，以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二、青铜器蕴含的传统美学思想

青铜器作为美学载体，是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美学思想教育，培养审美意识的重要资料，宝鸡地区丰富的馆藏青铜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方便。按照艺术载体的分类和划分，青铜器美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铭文的书法美学、青铜器纹饰的美学价值和青铜器造型的美学价值。

铭文的美学价值。铭文的美学价值就是青铜器书法的价值。西周早期，周人较多地接受了商人的青铜文化，到了后来，周人再逐步发展了周人风格的书法艺术。

甲骨金文之所以开创中国书法独立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将图画抽象化了，变成抽象的线条与结构。这样，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形式美，成为鲜活的暗示着生命与力量的美。中国的书法就是流动的自由美，甲骨文、金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把象形的图画逐渐模拟，逐渐变为纯粹化了的抽象的线条。这样，就不再是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８］（Ｐ４５）青铜器铭文具有书法美的特征，能够表达创作者（作器者）的情绪，笔画的轻重、虚实、强弱、转折、节奏韵律，都能通过字体展示出来，充分显示了书法的美学特质。

对周代铭文书法的美学研究可以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主要可以分为三期，分别是早期、中期和晚期。东周时期的书法地域差别较大，一般按地域进行研究，宝鸡地区馆藏青铜器主要是秦国的书法。西周大篆风格主要有如下几种：浑朴凝重、圆雄浑穆、秀雅隽永、清纯凝爽等。中国的书法艺术是非常独到的审美形式，从商代的甲骨文开始，就出现了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的内容多与占卜有关系，充满了神性的要素。周人成长于陇上之地，后在关中地区发展，以农业活动为根本活动，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宗法等级制度深入人心。与这种文化性对应的审美风格就是淳朴谨严和整齐肃整。这与殷商时期的浪漫洒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民族性格必然反映在书法艺术方面。

武王克商之后，青铜器铭文上基本上是模拟商人的作风，表现在书体上就是多用肥笔和“捺刀”，这些特征是商代的作风。到了西周中期，铭文的美感容量就增加了，在篇章中追求更加整齐规范的美学倾向，不但在竖排上整齐划一，铭文在横排上也开始整齐对应了。文字的实用性和书法的内在美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早期的天亡簋和大盂鼎具有早期铭文的美学特征，而墙盘、克盨和大克鼎，则是西周中期青铜器的代表［９］。到了西周晚期，书法到了很高的成就，个性鲜明，以兮甲盘和毛公鼎为代表。

东周的铭文书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可以大致分为齐国系统、楚国系统、秦国系统、三晋系统、燕国系统、吴越系统和中山国。宝鸡地区是秦的发祥地，秦国铭文遗留较多。秦国的铭文由于地区的原因，继承了西周的诸多传统，相对保守一些，秦公钟、秦公镈是春秋时期的典型器物，这些秦代器物是１９７８年考古发现之一。这些铭文的结构和笔画继承了西周的历史传统，章法比较谨严，行间的距离较小，镈铭文相比较于钟铭文要更加舒展一些，章法也就更加从容舒朗，其笔触也多了几分柔媚的味道。秦国青铜器线条均匀，长线与短线搭配也很成功，略有一些夸张，这是一批重要的秦代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青铜器纹饰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青铜器纹饰可以分为动物类纹饰、几何纹饰和人物画像类纹饰。其中，动物性纹饰由于其象征意义，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动物性纹饰包括饕餮纹、夔龙纹、鸟纹、牛纹、象纹、鹿纹、蝉纹、蛇纹、鱼纹等。饕餮纹是很典型的纹饰，勇猛和威严，彰显着权利和等级王权。一方面，是恐怖的形象，另一方面，是本部族的保护神。也有学者主张将这一类纹饰称为兽面纹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始，这时候一系列象征艺术形式就已经出现，可以将日常器物与象征性的艺术区分开来。青铜器上纹饰不是孤立出现的，应该是玉器纹饰发展演变的结果，良渚文化的玉器装饰有人面、兽面和鸟为主要题材的，蕴含着一定巫术意义。青铜器之前的历史图像载体多为岩画、陶器和玉器纹饰，其中这些纹饰发展较为完备就是饕餮纹。学者们对于饕餮纹的意义有多重解读，主要的观点还是警示和避邪的功能。周人征服殷商之后，殷民在文化并未完全接受周人的文化价值，西周早期，殷人工匠有一定的眷恋情结。这些思想观念在青铜器纹饰都有一定体现，因此早期的西周铜器纹饰与商代晚期基本保持一致。商代青铜器纹饰很繁复，其程度可能达到了青铜器纹饰的顶峰，折觥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上面的纹饰品种超过１５０种。周代初期新创设的纹饰主要有涡体或者卷体有触角的兽纹，凤鸟纹饰开始有所发展。到了西周中期，纹饰发生了变化，花纹所占的面积逐渐减少，更加简洁，花纹更加凝重典美，逐渐形成周人自己的风格，也代表中国青铜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纹饰主要兽面纹、龙纹、长尾凤鸟纹，以及飘带纹、云雷纹、窃曲纹、弦纹。审美趣味从神秘走向简约，从神性走向人性。因此，与商代青铜器比较起来，周代的青铜器从西周中期开始逐渐退去宗教的色彩，器物开始逐渐变得生活化，几何纹饰取代兽面纹，理性的因素在增长。

青铜器纹饰在审美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组织上的对称性，连续性和主次性的特点［１０］（Ｐ６１７－６１９）。第一，纹饰的对称性。青铜器的图案多是轴对称图形，动物性纹饰，如脊椎动物由于其体型的特征，自然呈现出这一特征。在组织多个纹饰时，制作者也多用对称形式实现。比如，在圆形器上涉及饕餮纹是先把圆形分为几等份，每一等份取中线作为中轴线。对称轴一般为青铜器的扉棱，刚好为其鼻梁。夔龙、鸟纹也多采取这种对称的形式。第二，纹饰的连续性。可以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二方连续方式就是将图样单元做有规律的重复排列，使得图案整齐而美观，更加富有节奏感。还可以交替反复，单一纹样的可以分为顺列反复和颠倒的顺列反复。圆圈、蝉纹、鱼纹、三角纹、波带纹和贝纹多为顺列。大部分云雷纹组成的纹饰带和部分窃曲纹属于颠倒排列。四方连续是指一个纹样单位上下左右四周重复的连续扩展的图案。在青铜器发展的早期，四方连续的方式组织纹饰并不多见，主要在乳钉雷纹、勾连雷纹和菱格雷纹上表现多一些。到了春秋时期，包含宝鸡地区出现的秦代青铜器在内，蟠螭纹和蟠虺纹开始兴起，表明四方联纹成为这一阶段重要的组织方式。第三，纹饰在组织上是分别主次的。一件青铜器上的纹样并非一种，在几种纹样并用的时候，在主次位置的安排，面积的大小方面是有区别的，这样会突出主题，辅助性的纹样也能很好地起到衬托的作用。这一原则往往被用得非常巧妙。比如，在大夔龙纹两侧放置倒立的小夔龙。就可以相互衬托，更加突出夔龙的凶悍。有时会在蟠螭纹器物的腹部安排弦文，会增加层次与节奏。总体来看，这三种纹样组织的规律性包含着早期的审美原则，即对称、连续和层次对比。通过对以上青铜器纹样的组合原则的说明，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美学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以后中国审美原则共通的基础，在欣赏青铜器时应当关注。

青铜器的造型是三维艺术，我们可以把造型理解为青铜器的雕塑，除了最基本的整体造型之外，上面还布满了各种浮雕作品，浮雕艺术形式展现了丰富而广阔的艺术画廊。青铜器浮雕追求轮廓整体的曲线美，通过在底面上突出浮雕的体积，需要能够精炼处理，才展示出青铜器的美学价值。青铜器可以分为鼎、簋、斝、尊、觚、盆，这些不同的形制实际上就是一个造型类型，由若干美学元素共同支撑起来的。

总体上看，青铜器的铭文、纹饰和造型是一个审美的整体，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中国古代的审美思想与道德观念、政治观念，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这些特征集中反映在宝鸡地区的青铜器上。

三、青铜器蕴含的生命意识与人格塑造功能

青铜器是周代重要的礼器。在礼仪制度的社会当中，青铜器是作为仪式的重要载体，青铜鼎是权力的化身。因为在上古时期，祭祀权力是被垄断的，只有垄断了天人沟通的渠道，才有可能拥有世俗的政治权力。人王与天神沟通是通过祭祀礼节实现的。在这一过程当中，青铜礼器无疑充当了神圣的角色，扮演了这一媒介。青铜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用青铜器进行祭祀，就是在展示青铜神圣的一面，表现出优越性和先进性。在这个意义上，青铜就是权力［１１］（Ｐ４７６－４８０），青铜器就是神圣的权力载体。

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是青铜时代人们对于宇宙秩序理解和表达的一种形式，人们在建构神人之间关系时，把青铜器理解为通神的媒介和通道。换言之，人们是把自己生命价值赋予青铜器，把自己的意志凝练为对神的恭敬与虔诚，包含着对自己神灵的礼赞。其中就曲折反映出自己的生命意识，是放在神人体系的架构之中。在祭祀礼拜整个过程中，人也获得了神圣性，完成了自我生命的超越。

周代的人们获得生命超越是通过人神关系的架构实现的，主要体现在人类主体精神的超越，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意识当中，表现尤其明显。人们道德自律和美学升华，是人们精神超越的标志，是人们生命意志的不断强化。实际上这一时期是华夏族群精神特质的生成时期，道德追求、审美追求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优雅的生活、高贵的生活、充满了精神寄托和社会理想，将自己的个体融入社会群体之中，进而建立起深刻的人与社会的联系，都是生命意志的体现，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需要的君子人格和贵族精神。当今社会人格塑造便显得更加迫切现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着宗法血缘建立起来的伦理性文化，其特征是对自身的不断提升，成为宗族血缘系统的一分子，完成对于自我精神世界的构建，进而达到从肉体到灵魂的超越。

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祭祀礼仪方面，礼器是重要的礼仪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媒介。这些礼仪与权力密切相关，同时，也传递更多的信息。铭文传达的道德价值是质朴和纯粹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青铜器造型、纹饰也同样表达着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可能早期美学观念包含着巫术的某些特征。但是，从西周中后期开始人文的特点就很明显了。周代社会是典型的贵族社会，其道德规范多是等级秩序的产物，周人在器物设计上，是多重意义糅合在一起的。以周代的人文伦理为内核的审美精神，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框架，美德与善往往融合在一起，因此，西周青铜器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等级制度的象征。青铜礼器就呈现出宏大、庄严、肃穆的气氛，并且礼器的成套出现，充满了秩序感。

周代青铜器承载着艺术审美特征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与政治、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审美教育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是一体的。青铜器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资源。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自周代生成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本所在。

在对大学生进行美德教育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周代道德产生的土壤，其生成的背景是宗法血缘的社会中，维系的是贵族等级的王权社会秩序。现代公民社会建设要求我们依照平等自由的原则建构道德基础，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剔除周代道德当中不合时宜的成分，在保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完成道德的结构性转化。

当今社会中，人们缺少对历史的敬畏，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必须认真梳理传统文化的德性伦理的内容，让其转化为可资利用的资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贡献力量。青铜器之乡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宝鸡的独特的文化特征，身处这一有着丰富历史遗存的地方，为我们选择青铜器作为载体，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美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便利，对知识传承、情感熏陶和价值普及方面有重大意义。将大学生课程教学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起来，能提升大学课堂教学效果，也能更好地宣传普及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