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之名，初见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一书，主要指中国与西欧、西亚、南亚进行丝绸等贸易的中亚交通道路。丝绸之路的真正开通始于西汉武帝时期，而西域都护是西汉时期在今天新疆地区设置的、代表西汉政府对西域地区进行管辖的最高军政长官，其机构名称为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的设置，促使了中原与西部、中国与欧亚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可以说西域都护在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探究这一行政官职的设置，对于促进祖国边疆治理，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一、西域都护设置的背景

“西域”是古典文献中对我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专门称谓，比较多见于汉代史籍。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载:“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1］《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亦载，元狩二年秋天，由于霍去病收服匈奴浑邪王，汉武帝表彰其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由此可以看出“西域”之名早在汉朝时期被广泛使用，是西汉社会上层人士所熟知的区域。

西域的地理范围，《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2］意思是说西域作为古代中西交通的地理要塞，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东以玉门关、阳关与大汉为界，西至葱岭，共 有三十六国，后来发展到五十多国，是一个多 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有一些欧洲和中亚的商 人往来于此。一般以为西域的地理范围是自 汉以来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其有狭义和广义之称:狭义专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而言;广义则指葱岭东、西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甚至更广的地方。

秦汉以来，北方的古老民族———匈奴族，

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侵扰秦汉北部边境，中原政权也组织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但均未彻底解除其对关中的威胁。在西汉初年，甚至出现过汉高祖刘邦被困、汉宫卑膝求和的窘境。此后，汉室以“和亲”、贡献方物之策维持表面和平。但匈奴并没有放弃在北方的 扩张，经常发动战争，向四周拓展领土，吞并了周边众多游牧民族的领地，发展成为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匈奴将其势力又扩展到了西域，赶走了西面的月氏，于是“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政权一方面将西域人民置于它的残暴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又不断骚扰西汉边界，给西汉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空前加强，一改前朝对匈奴的“求和”政策，决定出兵反击，彻底解决匈奴对大汉的威胁。

建元三年(前138年) ，汉武帝为了讨伐匈奴人的袭扰，招募使者联络被匈奴人逐出河西(今甘肃省)而迁徙至妫水(今西亚的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共击匈奴，汉中郎官张骞应募出使西域，历“十三岁”，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得归长安。此次出使，虽未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政治目的，却获得了许多有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 、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一带) 、康居(哈萨克斯坦乌尔河下游一带)等西域诸国“多奇物”“颇与中国同俗”“贵汉财物”等地理风俗信息，为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深入认知起到关键作用。^［3］

元朔二年(前127年)时，卫青出云中至于陇西，收秦故河南地，置朔方(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 、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西) 。元狩二年(前121年) ，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耆山(今甘肃山丹境) ，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后又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沉重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来降。汉以其地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合称“河西四郡”，徙内地之民以实之。从此，“金城(今甘肃兰州西)、河西(指河西走廊)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河西四郡也就成为通往西域的要道，横贯欧亚大陆、沟通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由此开辟。

元狩四年(前119年) ，卫青远征匈奴至置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支) ，霍去病则封于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 ，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汉书·匈奴传》中提到:“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另一方面，汉王朝在与匈奴交战中，为断其右臂，命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希望与西域各国建立起反匈同盟，张骞于前119年到达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但大月氏各国以距汉过远，莫敢内附。及至匈奴昆邪王来降，河西四郡既建，玉门路通，丝绸之路复开，诸国始相继臣服。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并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震慑了西域诸国，在《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西域震恐，遣使来贡献”，且“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于是，汉朝政府在敦煌到盐泽之间设立了亭障，而且在轮台和渠犁等处驻军屯田并设置了使者校尉，用来保护内地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通，于是天山以南地区便处于西汉王朝的控制之下。太初四年 (前101年) ，又于轮台(今新疆轮台东) 、渠犁(今新疆席尔勒西南)设立使者校尉，管理屯田。经过以上军政措施，由长安通往西域以至于西方世界各国的“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得到了有效保护。

匈奴奴隶主贵族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把统治西域的中心由焉耆、尉犁、危须等地转移到车师，企图以车师在地理上的优势与汉朝对抗。汉昭帝末年，匈奴复据车师，屡次侵害乌孙，威胁乌孙与汉朝断绝关系。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 ，汉朝发五路军全面出击匈奴。校尉常惠持汉节与乌孙昆莫率乌孙兵数万骑从西方出击。匈奴腹背受敌，“于是匈奴遂衰耗”。同时，受尽匈奴奴隶主贵族奴役的各族人民也发起反抗，将匈奴势力基本赶出天山以南地区。^［4］

二、西域都护的设置

匈奴势力被赶出天山以南之后，为了加强对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管控，元康四年(前62年) ，汉朝派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据《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其后日逐王畔(叛)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 ，汉政府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同年，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之中，距轮台不远的乌垒(今轮台县东)设立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第一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憧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西域都护初设时的职责，据《汉书·西域传》:一是“屯田”;二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击之”。从此，“西至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乌孙(首都赤谷城，位于今伊塞克湖东南) ，今钖尔河上游的大宛(首都贵山城，位于今中亚塔什干东南的卡散) ，今帕米尔地区的无雷，今阿赖谷地的休循等国，均置于西域都护府的直接统治之下。”^［5］西域都护府的内部组织机构大体上与西汉中原地方官吏设置相似。《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都护作为西域的最高长官，由汉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相当于中原地区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吏———郡太守。同时，西汉政府又正式在西域设立官员，驻扎军队。这样，在西汉政府的支持下，西域都护府管理着大宛以东、乌孙之南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西汉时期有多位官员被任命为西域都护，他们都为维护西汉边疆地区的稳定及促使西汉与西域的联系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比如，上文已述的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任期为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49年，在他任职期间，可谓功绩卓著:首先是平定乌孙之乱，稳定社会秩序;其次是大力发展屯田，不仅减轻了西汉政府和当地人民的负担，还使轮台成为西汉在西域的粮仓之一，增强了西汉的军需储备，稳固了西域边防。^［6］因此，《汉书·郑吉传》中评价郑吉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韩宣是继郑吉之后的第二任西域都护，任期为公元前49年到公元前46年。当时乌孙国在元贵靡病死后由他的儿子子星靡任乌孙大昆弥，子星靡自身势力太弱，当时任西汉西域都护的韩宣为了解决乌孙内部纷争以稳定乌孙社会，向汉元帝上奏为子星靡加乌孙官吏，赐金印紫绶，“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汉书·西域传》)。经过努力，最终使乌孙的政局稳定。之后，段会宗曾两次任西域都护，第一次为公元前33年到公元前29年，第二次为公元前20年到公元前18年。段会宗因为其才干出众和功绩显著，被推举为西域都护。在担任西域都护期间，段会宗多次平定乌孙内乱，稳定了西域地区社会秩序。但因触犯法律而被西汉中央罢免官职，公元前23年，西域各国纷纷上书要求段会宗再次担任西域都护，《资治通鉴》载:“于是西域诸国上书，愿复得前都护段会宗;城郭诸国闻之，皆翕然亲附。”^［7］可以看出段氏在西域各国的管理受到了西域人民的欢迎，具有了一定的威望。

另外，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记载，甘延寿、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也都曾作过西域都护一职。作为西汉中央派遣到西域的最高长官———西域都护，在他们从事西域都护任职期间，多次平定西域内部纷争，解决民族纠纷，发展屯田，对于过往的中西客商提供粮草供给和保护，他们在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地方稳定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西域都护设置对于丝绸之路的意义

自汉神爵二年西域都护府设置以来，西域都护代表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进行管 理，对促进西域与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的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一)西域都护的设置稳定了当地政局，保障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安全

在西汉中期以前，与西汉西北边疆相邻的主要是匈奴和南羌，由于匈奴与南羌多次带兵入侵西部边疆，给边疆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严重危害。《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 载: “致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从西汉将军赵充国向汉宣帝汇报中可以看出，匈奴与南羌多次相互勾结，企图功占河西四郡。

汉武帝时期为了阻止匈奴与南疆的联系，稳定西域局势，多次派兵去攻打匈奴及南 羌。如前文所述，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多次派遣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军队攻打匈 奴，导致匈奴内部动乱，遭受重创。西汉政府趁机在此设立酒泉郡，并修筑防御措施以抵御匈奴。由于酒泉郡附近的河西走廊环境恶 劣，很少有人居住，因此西汉组织内地百姓迁往祁连山脚下的河西走廊一带，并设置了武威、张掖、敦煌三郡进行管理，同时驻军玉门关、阳关两个交通要塞。宣帝二年，匈奴日逐王向汉朝投降，促使西域各国归顺于西汉，《汉书·宣帝纪》中就有“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贤掸先将万余人来降”的记载。

同时，西域都护代表西汉中央政府在当地行使册封、任命、奖惩的权力，对西域各国进行统一治理。在不干涉诸国内部事务的前提下，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设置官职，向其颁发印绶，增强了西域各小国对西汉政府的政治认同。在条件成熟的地区也推行西汉内地的基层行政制度，如在东疆设置类似于中原地区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里设里正。这些在汉简(罗布淖尔)中就有记载:“庚戊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归舍。”^［8］

总之，西域都护府设立后，通过调解内部矛盾、解决民族纠纷，打击和削弱了匈奴在西域地区及河西走廊的势力，稳定了当地的政治局势，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连接西汉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上设置重兵守护，确保了丝绸之路上各国商旅的安全，使西域都护成为西汉中后期丝绸之路的守护者。

(二)保障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

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汉政府在将西域纳入西汉版图之后，西汉的丝织品和冶铁、凿井、造纸等技术相继 传入西域。西域都护还组织人力在西域进行大规模屯田和农业垦殖，就连关中地区的“井渠法”也传到了西域而被称为“坎儿井”。这些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西域都护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驿站等设施，为客商提供了必要 的粮草供给。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因 此，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之间的使节和商旅 往来不绝，出现“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繁 盛景象，汉政府对来自西方各国客商均隆重招待，“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在西域都护府的保护下，张骞出使西域后开通的由 长安经西域去往西亚、中亚的丝绸之路一片 繁忙，据《史记·大宛列传》载: “赴西域的使者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出使 使团，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些使者前往 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后汉 书·西域传》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塞下。”^［9］商旅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之外，中原的农业耕作技术、书籍、漆器等也都传入到了中亚，如大宛、安 息等国。而西域地区的各种物产也不断地流 入中原地区，如大宛的汗血宝马，康居的葡 萄，罗马的毛织物、玻璃谷纹璧，印度的佛教，还有各种金银首饰，且不同的民族风俗也相 继被带入中原地区。同时，西域的琵琶、笛、箜篌等乐器及杂技也传入中原，并深受西汉 宫廷及中原人士的喜爱，这种不同文化的交 流碰撞促进了民族融合和西域与中原地区经 济的发展。^［10］

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通过西汉王朝的不断努力，以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置为标志，西域从此成为中国版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都护作为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代表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行使军政权，在维护西域诸国社会稳定、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畅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古代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帝国及其他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促使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增进了西域地区民众与中原民众之间的感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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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文弼．黄文弼历史考古论文集:罗布淖尔考古记［C］．北京:文物出版，1989．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35．

［10］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48．

【责任编辑:周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