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１３；

２．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１３）

［摘要］幸福观即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和看法。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商代人的幸福观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治理层面的修德勤政、宽民爱民，以实现协和万邦、百姓安宁为幸福追求，即以“德”为福；二是经济层面的崇富恶贫，积极发展经济，以期实现牛羊成群、五谷丰登、交易获利，即以“富”为福；三是在精神信仰层面的事神致福，期望通过殷勤地敬神、崇神活动，获得超自然力的神佑及心灵上的安宁，即以获得神佑为“福”。分析商代幸福观念的内容，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形成的早期原因，对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商代；幸福观；修德勤政；崇富恶贫；事神致福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１９３（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１－０５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就是某种终极的、自足的东西，是各种实践的目的。”［１］（Ｐ５６９）也就是说，幸福是人类进行各种社会实践的最终目标，也可以说成人类自跨入文明门槛以来，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都可以视为是对人类自身幸福的追求。中国人对于幸福的追求，从商代甲骨文“福”字字源发生的角度去分析，已可初见端倪［２］。再仔细分析《尚书·洪范》所言“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３］（Ｐ２２９）之“福”的五个内容，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富”，属于幸福的物质维度，二是“德”，是先秦社会治理者需要尊奉的原则，基本属于政治维度，三是狭义的“福”，即身心层次的幸福感，即包括“寿”“康宁”“考终命”。一般认为，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到有体系的政治统治时期，社会管理和宗教礼仪渐成制度，天命神意观念强烈，在他们的信仰世界里，认为“福”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因此，占卜是商人获知做某件事、或对未来预知吉凶的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和甲骨卜辞的梳理，试图从商代人对幸福的政治、物质、精神维度层面，来分析商代人的价值观念，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理念的形成过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商人幸福观的政治维度———修德勤政

商代处于古代文明初期阶段，在关于商史的文献资料中，记载商代王政之事较多，而记载普通民众生活的则极少，并且往往是作为描述王的活动而捎带出现。因此，能反映商人幸福观政治维度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史记·殷本纪》《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二是商代的甲骨卜辞。

《史记·殷本纪》载商汤修德，其德至于禽兽，说：“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４］（Ｐ７０）《吕氏春秋·顺民》载：“昔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５］（Ｐ２５３）汤以有德著称于世，因修德而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是商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修德勤政也成为司马迁笔下王朝兴衰治乱的考察依据。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先秦幸福观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１２ＪＺ００１）。

［作者简介］刘晓燕（１９７１－），女，陕西商南人，历史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先秦思想文化史。

比如《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王修德勤政使得天下归服的记述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４］（Ｐ７２－７３）武丁祭祖时，有“飞雉登鼎”，心里非常害怕，以为不祥。然而听取了祖己的建议，“敬民”“常祀”“修政行德”，结果“天下咸驩，殷道复兴”。这些记载反映出商代社会各阶层视商汤之法为治理良法，只有商王实行有德之政、行爱民宽民之事，方能得到国人的认同。说明君王有德、政治修明、百姓安宁，是商代人所希冀的幸福社会。

在《殷本纪》中，一些功绩卓著的商王往往被赞以修德勤政，所有对王的评判基本上都是以修德勤政、爱民宽民为标准，这可能是司马迁本人对有为之王的道德期许，但在刚刚摆脱原始社会的商代，原始时代的淳朴道德、民主观念在社会上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司马迁如此赞誉商汤有勤政爱民之德，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吕氏春秋·制乐》亦载：“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史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早朝宴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穀亡。”［５］（Ｐ１７６）《殷本纪》中也记载了太戊听取了伊陟的劝谏，注意修德，从而妖异现象消失。［４］（Ｐ７２－７３）这种通过植物生长与时令不合、天有异象等征兆，来预示王朝兴衰的记载，在古籍中屡见不鲜。古人认为，国兴则有吉祥之征兆，国衰则有妖异出现。李学勤先生对商代史料中“谷桑共生”之事进行研究，认为这实际上是伊陟、伊尹“利用商人迷信鬼神的心理来借题发挥，以此劝谏商王修德，振兴王朝”［６］（Ｐ１０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商王的执政之法和民众的心理期盼是：统治者注意通过修德勤政以获得民心，百姓希望最高统治者修德勤政、体恤民力、爱民宽民。二者达成一致，则天下大治，百姓安宁，生活幸福。

自２０世纪初以来，随着甲骨卜辞的出土与释读工作的不断进展，为我们了解商代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卜辞中，记事内容丰富，主要以祭祀活动和占卜吉凶祸福为主，但在为数极少的甲骨卜辞记录中，商中后期商王修德勤政的事迹也是有迹可循的。比如：“癸亥贞：王命多２２尹垦田于西，受禾。”（片号：３３２０９）［７］这是商王为开垦农田而进行的贞问；在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中有：“己巳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片号：３６９７５）［７］这是商王对于“四土”农业收成状况的贞问；“求雨于上甲，牢。于上甲，牛。”（片号：６７２正）［７］“壬午卜，于河求雨，燎。”（片号：１２８５３）［７］“庚午卜，求雨于岳。”（片号：１２８５５）［７］这三条是商王向祖先及自然神祈求降雨的祭祀。

以上卜辞都反映了商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不仅重视关心自己直接统治区内的农业生产情况，还替东西南北“四土”之民进行祭祀占卜，以求保佑他们的庄稼也能有个好收成，这也是商王修德勤政的具体表现。当然，像这样的卜辞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修德勤政、爱民宽民正是商代百姓所希冀的理想君王所能做到的事情，也是商人对于理想社会治理的基本愿景，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幸福内涵上的政治要求。

二、商人幸福观的物质维度———崇富恶贫

商代时期，人们的物质财富主要源于对大自然的攫取和早期驯养、种植业的发展。因此，商人对幸福物质层面的感受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和商业活动中的交易获利。

如前所述，商族是个古老的氏族，最早是在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北部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王玉哲先生认为：“商族在先商时期，一直有着比较发达的畜牧业。”［８］（Ｐ１９３）也就是说，先商时期人们的生计方式以游牧经济为主，其后逐渐转变为基本定居，过着农、牧相结合的生活。他们善于驯服牛马，并以牛马作为四处贩运的畜力，又善于用自己蓄养的牛羊马与各方国进行交易，换回物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商代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体现在对家畜的饲养方面。陈梦家先生认为，关于殷代的家畜，可以从几方面来观察：“（１）凡祭祀所用之牲多为家畜；（２）殷墟出土有殉葬的车和马，此驾车之马当是家畜；（３）卜辞狩字作兽，从犬，犬用于田猎，则是家畜。”［９］（Ｐ５５６）因此在商代中后期的甲骨卜辞中，按陈梦家先生之意，马、牛、羊、猪、狗这些牲品都是家畜。商王进行占卜祭祀要用大量的牲畜，数目多达上千。而占卜的次数又非常频繁，并且很多占卜与祭祀同时进行，比如在卜辞中还可以见到的成百用牲畜做祭品的内容，如：“贞：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牢，二告。贞：御惟牛三百。”（片号：３００）［７］“……登羊三百。”（片号：８９５９）［７］“……致牛四百。”（片号：８９６５）［７］“癸酉，贞：帝五丰臣，其三百四十牢。”（片号：３４１４９）［７］单从“牢”字而言，甲骨文的“牢”有从马、从牛、从羊的区别。《说文》：“牢，闲，养牛马圈也。”罗振玉：“牢为阑不限于牛，故其字或从羊。”［１０］“一牢”为牛羊二牲，“登”为征发，“致”为进贡之意。也就是说，上述卜辞中有征发“羊三百”、进贡“牛四百”、甚至祭祀上帝和五位自然神时，用到“三百四十牢”，算下来就有六百八十头牛羊，数目可谓巨大。从商代墓葬考古发现来看，越是身份高贵的人，其陪葬品中的家畜骨头就越多。一般以为商人是把家畜视为财富。因此，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既为商王的祭祀活动提供了牲品供奉的保证，也是社会物质财富丰富的体现，它是商代人幸福观念的物质维度之一。

商代后期，商王朝的农耕、畜牧经济都有所发展，尤其更加重视农耕经济的发展。虽然商代的生产工具已经大为改进，然而靠天吃饭仍是基本经济特点。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依然处于初期的被动阶段，一切听命于上帝、王，并认为社会的稳定、天气的好坏、庄稼的收成都不是人的主观所能解决的，而是在于天、帝、先祖。因此，商人殷殷的供奉祈祷着冥冥之中的神明，希望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好的年成以保生活无虞。这种观念在盘庚以后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屡屡呈现，反映出时人对幸福物质维度的愿景。因此，在卜辞中，有大量的“求年”“受年”“求禾”“受禾”和祈雨，“帝命雨足年，帝命雨弗足年”，以及对农业气象观测的记录。“禾”既指谷类庄稼的总称，又指粟米；“求”就是祈求；“受”是授给的意思；“年”，禾谷成熟为年。也就是通过祭祀、占卜来祈求帝、先王、先公给予丰年的福佑。［１１］（Ｐ３６－３７）比如对王畿之地祈求农耕种植丰收的卜辞：“癸卯卜，争贞：今岁商受年。”（片号：９６６１－９６６３）［７］“癸卯卜，大贞：今岁商受年，七月。”（片号：２４４２７）［７］这两条都是武丁后期的卜辞。在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有：“己巳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片号：３６９７５）［７］

以上卜辞说明商后期，农耕在商王朝统治区已经是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商王通过占卜，希望四土所种植的庄稼都能获得丰收，实现五谷丰登。因为庄稼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商民的生死存亡，也因此，商人殷殷的向先祖、先公、先王献祭，以祈求佑助，从而获得饱腹的物质幸福。比如“甲子卜争贞，祈年于夒，燎六牛。”（片号：１００６７）［７］“壬申贞，祈禾于夒，燎三牛，卯三牛。”（片号：３３２７７）［７］“燎”是烧的意思，“卯”是祭祀时的用牲法，牛、羊、豕对剖叫“卯”。都是高规格的祭祀用品。这里的“夒”，据晁福林先生研究认为就是“帝喾”，［１２］（Ｐ５４－５７）《礼记·祭法》谓“殷人禘喾”，［１３］（Ｐ１１９２）殷人认为喾是其最早的先祖。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向夒（即喾）祭祀祈年、祈禾，有史料说夒（即喾）是商代主农业、气象的祖先神，如《国语·鲁语上》：“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１４］（Ｐ１７３）意思是帝喾能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来制定历法，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使民众安定。

商人对于粮食丰产的祈愿不仅在甲骨卜辞中有所体现，在文献中也有商王重视农事活动的记载，《吕氏春秋·顺民》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故磿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５］（Ｐ２５３）这是商王为解除大旱，祷于桑林之社以求雨，甚至以自己作为牺牲。在古代，只有农业气象条件风调雨顺，农人勤于稼穑，庄稼才能茁壮成长，百姓才能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统治集团才能保有维持政权运转的物质财富，“天下之人”才不至于挨饿受冻，才能幸福安康。

商代除了畜牧业、农业已有初步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物质财富来源外，随之而起的商业贸易也逐渐有所发展，这使得交易获利成为当时一部分人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商族人善于贸易，商人蓄养的牲畜多为马、牛、羊，并经常赶着畜群去交易。比如《尚书·酒诰》中就有关于西周时期朝歌商代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３］（Ｐ２７０）的记载，这些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人就是商代的商贾。李学勤先生在《商史与商代文明》一书中说，徐中舒先生认为“商贾之名，疑由殷人而起。”［６］（Ｐ４４）商人先祖王亥善于经商，所以后世商人不但敬重他，而且形成了商人负贩经商的传统，故《礼记·祭义》中说：“殷人贵富而尚齿。”［１３］（Ｐ１２２９）即商人崇尚富贵、长寿。商族人就是这样以自产的牛、羊等家畜去交换所需的物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由于贸易活动需要交换等价物，商人逐渐将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占有贝的多寡成为是否富有的标志之一。而且在政治生活中，陈梦家先生以为商王也常常以贝赏人。也许正因为如此，商代以贝随葬的现象在考古发掘中司空见惯，如妇好的墓葬内放置海贝达６０００多枚，陈梦家以为：“殷墓中以贝为随葬品，放在死人的口中、手握中、足旁、胸上等处。这和后世以货币随葬的习俗相同，如汉墓中死人口中手中有钱。”［９］（Ｐ５５８）由于妇好的特殊身份，用如此多的海贝随葬，既说明了贝作为财富的本质意义，又反映出商代对于财富的崇尚。

《礼记·表记》说，商人“荡而不静，胜而无耻”，［１３］（Ｐ１３１０）他们为了攫取财物而不顾廉耻，具有明显的原初先民遗留的对财富掠夺性的特点。《史记·殷本纪》载“后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４］（Ｐ７６）也反映出统治者对财富的贪婪和喜好。学界以为，商人对贫富的重视甚于贵贱，商人崇尚商业应该也是来源于对财富的喜好所致，有崇富恶贫的价值取向，并且从甲骨卜辞及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商人非常崇尚利益、财富，无论是对鬼神的祭祀还是对诸侯方国的管理与战争，其行为动机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好处、获得利益。商人对于幸福的物质维度的追求，刺激了他们努力耕作、创造财富，从而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三、商人幸福观的信仰维度———事神致福

前文已经谈到商代社会重鬼神祭祀和占卜，一切活动在行动之前，必然进行祭祀、占卜，以占问吉凶，从而得到“帝”的启示。帝，在商代人的思想中，是居于神灵世界最高位的神，“帝”在甲骨文中，大体可以推知其本意是花蒂，花蒂是花的中心或依托，即 “蒂”是花的根本所在，葛兆光先生认为，“蒂”的语源意义是生育万物，很可能以“帝”字来表示生育万物的“天”。［１５］（Ｐ２１）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帝”渐渐有了众神之神的权威意义，在卜辞中显示出在商人的心目中，“帝”可以决定风雨年成，吉凶祸福，他是超越社会与自然的万能神，商人的幸福安康都来自于“帝”和祖先神的护佑和赐予。因此，一切与“福”相关的事项都与“神”有关，比如祯、祥、祚、福、祠、祈、祷等，在《说文解字》中与“神”有关的字共有６７个，其中与“福”的含义相同或相关的有１６个，分别是：祜、禧、祯、禛、福、祐、禄、禠、祥、祉、祺、禔、祈、祷、禬、祚。

以上这些汉字都表达着对神祇的膜拜和祈福，也都蕴含着吉祥美好之意。也就是说，在商人的信念中，一切美好、幸福的事项和感受都是“上帝”的赐予。从“福”字的字形演变来看，罗振玉说甲骨文的 “福”字，像奉“尊”于“示”前，类似于礼书记载天子祭祖中以斝爵酌酒奠于主前的仪式。酒是五谷与甘泉经过发酵所成之精华，芳香扑鼻，古人相信气味通天，因此供奉在神灵之前，以孝享“上帝”、先祖，故灌酒于神为报神之福或求福之祭。这正是商代甲骨卜辞记载中常有的场面。比如“福”字直接出现在卜辞中以表达结果或者祈求之意：“……御吴于妇三羊？五月。戊午卜，贞：今日至吴御于丁？丙辰卜，贞：福，告吴疾于丁，氐鬯？”（片号：１３７４０，宾）［７］又如殷２４代的侑祭和告祭。侑祭在甲骨卜辞中有“又于小丁”

（片号：２１３２９）［７］的记录等，《诗经·楚茨》也有“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１６］（Ｐ２３１）的内容，《周礼·膳夫》：“以乐侑食。”［１７］（Ｐ１１６）可见，侑祭当为进献酒食于神灵并以乐劝食之祭，其目的是“以介景福”。告祭的事项范围很广，《尔雅·释诂》：“祈、请，告也。”殷代的告祭即“祷”，《说文》训祷为“告事求福”。告祭当为祈请神灵赐福免灾之祭。

可见，商人认为天、帝、祖是有超自然的预见性或者神力，它可以预知未来祸福，因此对天、帝的崇敬之心也就自然产生，并在事情的成功、国家的兴衰原因分析上，往往会联系到天、帝、祖等各种神灵。其深层原因，应如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言：“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同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的高兴或不悦。于是它们存在的信仰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说必不可免地导致对它们的实际崇拜或希望得到他们的怜悯，这样一来，充分发展起来的万物有灵观就包含了信奉灵魂和未来的生活，信奉主管神和附属神，这种信奉在实践中转为某种实际的崇拜。”［１８］（Ｐ１５）这种在思想信仰世界中对神明的迷信在文献记载中也屡见不鲜。如：《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章厥罪。”［３］（Ｐ１１６）意思是上天的大道降幸福给善德的人，降灾祸给邪恶淫乱的人。这里的“福”“祸”都是动词，降福、降灾祸之意。“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劝诫各方国不能非法无度，不要放纵享乐，各自遵守常法，来承受上帝赐予的福命。类似的记载还有：“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３］（Ｐ１２５）“茲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３］（Ｐ１５４）等。表明商人认为他们所得到的祸福灾异都是“天”之所为，是“祖”之所为，反映了在商人信仰世界里，他们以为人间所有灾异祸福都是神灵的超能力所致，他们也确信可以通过某种仪式来获知神灵的先启，所以，他们一遍一遍地贞问并进行着祭祀展演，以崇敬虔诚之心情，敬奉神明，将幸福寄托于冥冥之中的神灵而不去关注现实。因此，清人孙希旦说：“……（殷人）尊神则尚敬也。观《盘庚》之篇，谆谆于先后之降罚，则可以知殷人之先鬼，……尚鬼神，则弛心于虚无。”［１３］（Ｐ１３１０）

总之，在商代人的信仰世界里具有强烈的神权思想，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神明统治的世界里，他们在观念上认为，这些神灵有呼风唤雨、变幻世事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敬事戒惧，以虔诚的态度供奉着各类神明，似乎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会在精神上、心理上得到一种慰藉与灵魂的安稳。正如武王伐商时，谴责商王纣的种种罪行时就说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 …弗事上帝神衹，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３］（Ｐ１９２）意思是说商王纣对上天、祖先傲慢不恭，不服事上帝百神，废弃祖先宗庙不行祭祀，并且“牺牲粢盛，既于凶盗”，连祭祀用的牺牲和器物里的黍稷都被盗贼盗食，所以得罪了上天，因此天“降灾下民”来惩罚商，这反映出时人在观念上认为商王没有很好的履职，引起天怒。他们认为天神、祖先神会把对于人间物事的观察，作为赐予福祸的宗教依据，这种信仰世界的观念，甚至一直延续到后代两千多年，并成为笼罩在古人心头挥之不去的一道精神枷锁。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的前半段，封建帝王都非常重视对天神的祭祀，牢牢地遵守着一道金科玉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并将祭祀放在首要地位，以保皇朝永年，以期国泰民安、社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