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主体民族。关于汉族族称的源流问题，李一氓、贾敬颜、陈述、陈连开等先生都曾有过研究1，并发表过一些很好的见解。但他们主要关注于“汉人”一词的考释，忽视了先秦时期和清末以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段，从而无法系统地准确地反映汉族族称起源与流变的整个过程。此外，某些观点也有商榷、发挥之余地。因此，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探讨汉族族称的源流，仍然很有必要。本文拟将汉族族称起源与流变的过程分为奠基、萌生、整合、确立四个时期加以论述。
一、奠基期（先秦时期）
提起汉族族称的来源，人们自然会想到强盛的汉王朝。吕思勉先生认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2吕振羽先生则称：“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3说“汉”这个族称源自汉朝是对的，但还应注意到早在汉代以前汉族之实体就已存在，并且已经拥有自己的名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4又如林惠祥先生所说：“汉族之名肇自汉代，非初起之名。”5因此，要想搞清汉民族及其族称的起源，就必须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先秦时期，从大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开始形成的炎黄时代说起。
距今大约五千年前后的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大门开启、曙光初现的时期。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对炎黄的真实性笃信不疑。随后出现的疑古派认为炎黄是“层累地造史”的产物，纯属子虚乌有，影响颇大。近年来学术界主张“超越疑古”，综合文献、考古、民俗等资料证明炎黄时代是存在的，炎帝、黄帝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是那个时代杰出人物的集合体。炎黄时代按考古学的分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说划分属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民族开始萌芽的时期。
炎黄时代农产品已相当丰富，社会分工、社会分化比较充分，战争频繁发生，人口流动加剧，规模较小且散布各地的部落开始融汇、重组成规模较大的部族集团。炎黄时代究竟有多少部族集团，已无法确计，就其大者而言，傅斯年先生认为有夷和夏两大系统6；蒙文通先生认为有江汉、河洛、海岱三大民族7；徐旭生先生认为有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8。尽管诸说有异，但在各个部族集团后来以炎黄集团为核心聚合成华夏族这一点上并无分歧。
华夏族实体形成于夏朝建立以前，而华夏族得名则在夏朝建立以后。《尔雅·释诂》云：“夏，大也。”《尚书正义》云：“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称：“中国有礼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苏秉琦先生推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形成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9商灭夏后，商人成为华夏族的主体，周人灭商后，周人又成为华夏族的主体。夏人、商人、周人共同构成了从炎黄部族发展而来的华夏族的主体，并不断融合蛮、夷、戎、狄等“四夷”之人，至周代时已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礼乐文化为纽带，自称“华夏”、“诸夏”、“中国”的民族共同体。《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以服事诸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左传·定公十年》：“商不谋夏，夷不乱华”。夷夏并称，“华夏”既是他称，又是自称，说明其确已成为族称，而蛮、夷、戎、狄等实际上就是华夏族以外其它各种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当时与“华夏”含义相近的还有“中国”。“中国”在今天是一个含义十分明确的专有名词，特指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在古代，其含义却是多重的、复杂的，各种含义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分明。先秦时期“中国”一词大概有以下四种含义：其一为地理概念，指中间的区域，即“天下之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中原”；其二指京师，即“天子居住之地”；其三为国家概念，指控制着中土的城邦，即“中央之国”，有学者认为，“中国”一词的多种含义，除“京师”之义外，都是国名意义的继续和变化10；其四为民族和文化概念，指与“四夷”相区别的华夏族和华夏文化，《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正是在这层含义上，“中国”与“华夏”是相通的，中国人就是华夏族人。
先秦时期形成的华夏族到了秦汉时期演进为汉族。可以说华夏族是汉族的雏形和前身，“华夏”是汉族最早的族称。“华夏”最终被“汉族”所取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起着汉族别称的作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汉献帝传载诏曰：“华夏遗民，含气之伦，莫不蒙焉。”《晋书·食货志》称汉中“杂有獠户，富室者愿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语言殆与华人无别。”《魏书·高昌传》称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周书·异域列传》谓獠“与华民杂居”，稽胡“与华民错居”。《隋书·食货志》载：“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旧唐书·尉迟敬德传》称“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旧五代史·桑维翰传》云：“不畏风霜，不顾饥渴，皆华人之所不能。”《明史·李钺传》言：“倭恃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为爪牙。”直至今日，我们还在使用“华夏儿女”、“华夏子孙”、“海外华人”等词语，可见作为汉族最早族称之“华夏”影响之深远。
二、萌生期（秦汉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百家争鸣，各家虽因理念不同而相互辩难，但却普遍表现出对大一统的向往。《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成公十五年云：“王者欲一乎天下”；《论语·颜渊》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云：天下“定于一”；《荀子·议兵》曰：“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致士》曰：“隆一而治”；《吕览·审分》曰：“一则治，异则乱”。大一统观念的产生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趋于统一，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各部族之间交往频繁不断融合的产物，同时又加速了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华夏族过渡发展到汉族，“汉”取代“华夏”成为汉民族族称奠定了基础。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由于强大的秦王朝威名远播，所以周边各族、各国都称中国人为“秦人”，直到汉代时仍有“秦人”之称11。但秦毕竟短祚，比不上代之而起的汉王朝统治绵长，故而“秦人”实际上只是从“华夏”到“汉人”之间的一个过渡，最终成为汉族族称的不是“秦”而是“汉”。
在汉族形成的过程中，司马迁及其《史记》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梳理华夏统绪，整合华夏历史，认定黄帝是天下共祖，各族皆黄帝子孙；宣扬大一统思想，崇尚统一，反对分裂，叙述了汉族形成的历史，树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影响极其深远。白寿彝先生对此评论道：“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12翻阅《史记》我们便会发现，“汉王”、“汉吏”、“汉将”、“汉兵”、“汉卒”等词汇随处可见，但却不见“汉人”、“汉民”等称谓。“汉人”、“汉民”等称谓始见于《汉书》。汉武帝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复征大宛，“闻宛城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13宣帝建康中，魏相上书谏曰：“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14。元帝时，郎中侯应曰：“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15平帝时，中郎将平宪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16到了东汉，“汉人”、“汉民”等称谓越来越多见。光武帝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17。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奥革建日逐王比因未能立为单于，“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求内附。18建武二十六年，“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19明帝永平三年，“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阗王”20。安帝永初三年，“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还而说南单于击汉，汉兵反击，“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尽死，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乃还所钞汉民男女。”21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22永和六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23。
上述“汉人”、“汉民”无疑是指汉朝之人，同时也是指在华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共同体。“汉人”这个农耕民族共同体与北方以匈奴族为核心的游牧民族共同体长期互市、战争，彼此强化着对方的民族意识。“汉人”的族称含义正是在“胡汉”、“夷汉”、“越汉”并称时凸显出来的，“汉人”、“汉民”等称谓都出现在同匈奴、西羌、南蛮、大宛等周边少数民族发生关系时即为明证。两汉时期“汉”之族称含义由于其原本具有的朝代含义而显得不够明确，随着汉朝统治的终结，“汉人”一词双重含义中的朝代含义自然消失，其族称含义终于明确起来。
三、整合期（魏晋南北朝至清末以前）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第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汉人”一词得到广泛应用。《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兴平十一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三国志·魏书·田畴传》裴松之注：田畴“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鱼豢撰《魏略》：王莽时有人在辰韩之地“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树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胡众”与“汉民”并列，“韩人”与“汉人”对称，“汉”之族称含义显而易见。只是所记之事或发生在王莽之时，或发生在汉朝新亡不久，仍难脱“汉朝之人”之嫌。西晋末年，江统作《徙戎论》：“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即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24此乃江统为证其说而引汉朝故事，其中所称“汉人”之族称含义仍不十分确定。
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兴起，北方游牧民族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入主中原，这是自华夏族形成以来的第一次。接着又出现了南北朝分裂对峙的局面，南方由汉人建立的东晋、宋、齐、梁、陈相继统治，北方由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管辖。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各民族的大范围流动、高强度对抗使得本已存在的民族称谓更加清晰。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班赐冠服”，改从汉姓，“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25。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强化了“汉人”的族称含义，陈连开先生认为，“汉人”确定无疑是民族名称，大概是在孝文帝改革的时候26。
北齐时有个汉将高昂随高欢讨尔朱氏，高欢对他说：“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是如何？”昂对曰：“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27高昂带兵有方，屡立战功，“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28御史中尉“刘贵与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29作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深知团结汉人的重要性，他在起事时就当众立下“不得欺汉儿”的规矩30。坐了帝位后，他常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过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31此外，《北齐书》中有“汉辈”、“狗汉”、“汉老妪”等称；《北史》中有“汉家”、“汉地”、“痴汉”、“汉小儿”、“汉妇人”、“贼汉头”、“空头汉”等称；《宋书》中有“汉女”、“山东杂汉”等称；《南齐书》中有“不专汉人”、“母是汉人”、“通胡汉语”、“胡木汉草”、等语。
上述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汉人”一词在南北朝时期已完全脱离了“汉朝之人”的本义，用以指称同鲜卑等游牧民族相区别的民族共同体，并已完成了由他称向自称的转变。诚然，上述史料也反映出当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事实，集中体现在鲜卑人对汉人的歧视上。个中缘由，本文认为主要有二：其一，鲜卑人入主中原，与汉人争夺中国正统，故而有意贬汉；其二，鲜卑人生性剽悍，觉得汉人柔弱怯懦，故而轻视汉人。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2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此后的历史事实继续证明着这一论断。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再像先秦秦汉时期那样仅仅指称华夏族或汉人，而是扩大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原地区的人们。这是因为石勒、苻坚、拓跋氏等曾统一北部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以“中国皇帝”自居，要求共享“中国”称号，所以必须扩大“中国人”的内涵，将其与“汉人”区分开来，从而把本民族纳入到“中国人”的行列中去。
隋唐时期继续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与其说隋唐是汉人王朝，不如说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联合王朝。隋唐时期，除了沿用“华夏”等称谓，以及使用“隋人”、“唐人”等称呼外，更多的还是用“汉”作为族称。《隋书·梁睿传》：南宁州“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旧唐书·温彦博传》：朝臣多主张将突厥降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奴。”《旧唐书·元王寿传》载鸿胪卿元王寿谓突厥颉利可汗言：“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旧唐书·李勣传》：“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师勿甚惧，予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旧唐书·西戎传》载高昌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旧唐书·穆宗本纪》中有个颇为有趣的记载：“陇山有异兽如猴，腰尾皆长，色赤青而猛鸷，见蕃人则跃而食之，遇汉人则否。”蕃汉之别兽类竟也察觉得到。
《旧唐书》中“汉”、“汉人”、“汉官”、“汉使”、“汉将”、“汉兵”、“汉军”、“汉骑”、“汉俘”、“汉家”、“汉辈”、“汉疆”、“汉界”、“汉城”、“汉关”、“汉仪”、“汉法”、“汉天子”、“蕃汉”等名词不胜枚举，唐诗中此类词语也屡见不鲜，如边塞诗人岑参诗云：“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33这些既反映出唐代民族交往之频繁，民族关系之密切，也反映出“汉”这一族称应用之广泛。
五代继唐，大量使用“汉人”、“蕃汉”等称谓。后晋天福中，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上表指斥石敬塘“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34契丹右仆射、平章事张砺“始陷契丹时，曾背契丹南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怒曰：‘尔何舍我而去？’砺曰：‘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35足见是时汉与契丹之间文化风俗差异之大，人们民族意识之强。
辽宋夏金元是中国民族重组的又一重要时期。除“汉人”继续作为族称外，还曾以“燕人”、“南人”、“契丹”代称汉人。经过长期整合，最后重新统一到“汉人”上来。
宋代蕃汉对称。王安石奏曰：“蕃部既得为汉，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汉为一，其势易调御。”36辽是以契丹为主体民族，契丹和汉人共建的政权，“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37，“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38。契丹族汉化程度颇高，最终完全融入汉族，辽末便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39之说。金时“汉人”语义较为复杂，主要指原来辽国境内的汉人及契丹人、渤海人，这部分汉人因居于幽燕一带，又被称为“燕人”。居住在河南、山东被金新征服之地的汉人称为“南人”，而对宋朝人士则直呼“宋人”，有时亦称“南人”。《金史·世宗下》记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金史·贺扬庭传》：“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姓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燕人”、“南人”、“宋人”、“汉人”并称，显然各有所指，可证前文之说。
从辽末金初到有元一代，“契丹”曾为“汉人”之别名。贾敬颜先生专门作文进行考释，认为首先是汉人大量进入契丹地区而被契丹化，其次是契丹人大量南来汉人地区而被汉化，久而久之，两者合而为一，汉人即契丹，契丹是汉人。40元代“汉人”一词的含义更为复杂。据陶宗仪《辍耕录》卷一记载，“汉人”竟有八种之多，排除重复者，再加上遗漏者，实际上有五种：契丹、高丽、女直、渤海、汉人。元朝统治者将子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直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南人指南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辽金元三代“汉人”含义之复杂多变，恰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一时期民族交融之剧烈，汉族队伍之壮大。汉族在辽金元时地位虽低，但阵容庞大，且同化力极强，三代统治民族中契丹族、女直族后来基本上消融于汉族，蒙古族也有不少人被汉族同化。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汉”作为族称一直延续了下来。
明清时期，汉族族称不似辽金元三代那样纷繁复杂。明代主要称“汉人”，间或使用“华人”、“明人”、“中国人”等称谓。清代汉族称谓进一步单一化。“汉人”与“满人”相对而称，如顺治谕曰：“满汉人民，皆朕赤子”41，而“华人”、“中国人”则包括满人在内，并逐渐成为与外国人相互区别的称谓。
综上所述，从魏晋南北朝至辽宋夏金元明清，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像座大熔炉一样不断地陶冶、铸造着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其族称经历了由纷繁复杂到趋向统一的整合过程。到清末以前，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汉族族称的整合过程基本结束，但“汉”与“族”尚未组合成一个复合词，“汉族”一词尚未出现。
四、确立期（清末至民国）
在清末以前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民族”一词，“民”与“族”都是分别使用的，与“族”有关的词汇有“种族”、“族类”、“部族”、“氏族”、“宗族”、“邦族”、“亲族”、“家族”、“士族”、“门族”、“豪族”、“贵族”、“皇族”、“冠族”、“寒族”、“他族”、“外族”、“三族”、“五族”、“九族”、“赤族”等等。在清末以前的中国典籍里也找不到“汉族”一词，称呼不同的族群一般为“×人”、而非“×族”，如“汉人”、“胡人”、“夷人”、“满人”、“苗人”等。虽能偶见“契丹族”42、“羌族”43、“回族”44等称谓，但并非普遍使用的族称。“民族”、“汉族”等名词在中国出现是在清朝末年。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目前所知中国文献中最早使用“汉族”一词的可能是太平天国后期侍王李世贤《致各国领事书》45；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可能是王韬1882年发表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但都不具有普遍意义。19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在民族危机、民族主义及日本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汉族”等概念真正出现。1895年，被孙中山誉为“共和第一烈士”的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慷慨陈词：“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461897年，唐才常在《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中说：成吉思汗“子若孙抚中原，以奴汉族”47。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著作时，大量使用了“民族”一词，同时还使用了“汉族”、“蒙古族”等称谓48。梁启超不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民族”、“汉族”等概念的人，但却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准确理解“汉族”的族称含义，并自觉地、经常地加以应用的人。
20世纪初，尤其是从1903年起，由于列强的步步进逼，清廷的腐朽无能，苏报案和沈荩案的接连发生，使得满汉矛盾骤然加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革命派利用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号召国人排满反清，挽救中国。他们加大了宣传民族主义的力度，掀起了继西汉之后又一次尊崇黄帝的高潮49，“汉族”、“黄帝子孙”等称谓迅速成为流行语。1903年，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一书中大声疾呼：“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50章太炎在《驳康有为书》中号召“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51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强调“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52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一文中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53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主张“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54。这些发表于同一年里的言论，对于促进反清革命之功及宣扬大汉族主义之过，早有公论，不必赘言。我们只想指出“汉族”一词在20世纪初被大量使用和广泛认同的事实，这是“汉族”这一族称确立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族”族称最终确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汉族”与“华夏”、“中华民族”等称谓的彻底分离。“中华”一词起源于晋，《晋书》中至少出现过四次55，是由“中国”和“华夏”复合而成，其义与“中国”、“华夏”大致相同。20世纪初，就在“汉族”一词开始普遍使用时，“中华民族”一词诞生了，其最初的使用者是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最初的含义与“汉族”相同。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56，这可能是“中华民族”一词首次出现。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57。1906年萍浏醴起义檄文中称“中华汉族”58，干脆将“中华民族”和“汉族”合二为一，形象地诠释了二者的一致性。中华民国建立后，满汉矛盾消解，“五族共和”说大倡，“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开始指代更高层面上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体。1919年，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59将“中华民族”与“汉族”区分为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视中华民族为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合成的多民族的共同体。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小高潮，发表出版了一批学术论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民族史》。其中梁氏之作可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王、吕、宋、林等人都是循其思路编写《中国民族史》的。这些著作从学术角度进一步确立了“汉族”族称。1934年，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不赞成把“华”、“夏”、“汉”等而同之，用“华族”、“夏族”来替代“汉族”作为族称的做法。他认为：“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以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辛亥革命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而华族嫌与贵族混”60，力主继续使用“汉族”作为族称。其论说理透彻，颇有见地。此后“汉族”与“华夏”、“中华民族”等曾经指代汉族的称谓彻底分离，成为汉族唯一的族称，沿用至今。
纵观汉族族称起源与流变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华夏”、“汉人”、“汉族”等称谓是一个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汉族”这一族称开始出现并广泛使用距今不过一个世纪，但其前身“汉人”、“华夏”等称谓却存在了上千年。如果没有“华夏”、“秦人”、“汉人”、“中国人”、“华人”、“隋人”、“唐人”、“宋人”、“燕人”、“南人”、“契丹”等称谓，就不会有今天“汉族”这个族称。只有从整体上去动态地把握上述各种称谓之间的关系，才能系统地认识汉族族称的来龙去脉，才能准确地理解汉族族称的丰富意蕴。
第二，汉族族称经历了由他称到自称，由自在到自觉的演变，是在汉族与中国境内外其它民族的交往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第三，汉族族称的起源与流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族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这正是我们考察汉族族称源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第四，汉族族称凝结着中华儿女的心血和智慧，作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起着凝聚核心作用的主体民族，汉族必将同55个兄弟民族一起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李一氓：《试释汉族》，《文史知识》1984年第8期；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陈述：《汉儿、汉子说》，《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 60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
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5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页。
6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研院史语所1933年集刊外编第一种。
7 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2页。
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6—127页。
10 何志虎：《“中国”称谓的起源》，《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
11《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
12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3 《汉书·张骞传》、《汉书·李广利传》。《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此事时，“汉人”一词记作“秦人”，“秦人”与“汉人”二称在汉代之转换由此可见一斑。
14 《汉书·魏相丙吉传》。
15 《汉书·匈奴传》。
16 《汉书·王莽传》。
17 《后汉书·西羌传》。
18 19 21 23 《后传书·南匈奴传》。
20《后汉书·西域传》。
2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24 《晋书·江统传》。
25《魏书·献文六王列传》。
26 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97页。
27 28 《北齐书·高昂传》。
29《北史·高昂传》。
30 《北齐书·帝纪一》。
31《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大同三年》。
3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9页。
33 岑参：《与独孤渐道别兼呈严八侍御》，《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54页。
34 35 《旧五代史·晋书·安重荣张砺传》。
36 《宋史·兵志五》。
37《辽史·百官志》。
38 《辽史·太宗本纪》。
39《金史·卢彦伦传》。
40 贾敬颜：《“契丹”——汉人之别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5期。
41 《清世祖实录》卷90。
42 《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一》：秦王从荣奏：“伏见北面频奏报，契丹族移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
地，……。”由此及下面两条资料可证中国古代典籍中亦有“×族”之称。
43 《元史·地理志三》：“古夜郎之属境，邻乌蛮，与长宁军地相连接，均为西南羌族，前代以为化外，置而不论。”
44 《清史稿·乐志六》：乾隆二十五年，西域平定，筵宴，作德胜舞乐一章：“……豫策久长，悉收回族。”
45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46 李晓菊：《辛亥烈士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3页。
47 《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4页。
4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页。
49 高强：《清末革命派尊黄现象述论》，《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
50 51 52 53 张木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70、754、678、722页。
5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页。
55 《晋书》之《刘乔传》、《陶侃传》、《陈君页传》、《桓温传》。
5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1页。
5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第2页。
58 杨松、邓力群、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版，第574页。
59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
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
职称职务：副教授、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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