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对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的阐述，分析周秦时期 生态伦理文化对中国古代及后世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面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 题和生存危机，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现代价值： 优秀的学术传承、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 纬度、超越与整合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认识思路及新的治理理 念和制度参考。
关键词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 秋战国时期。从宏观文化模式的角度，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模式虽略有不同，但相互之 间却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以此为基础而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 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一种价值态度，其最重要和显著的特点就在于 其 “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以 “仁”为核心的价值规范体系和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 而这一基调正是在周秦时期的道德生活中逐渐形成并日益巩固下来的。
对现代人来说，周秦时期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似乎渺茫难知。但是当我们把视角 伸向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还有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 及后世学者对于这些典籍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 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其中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我们就 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自然生态治理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 时统治者在自然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文明始于河流，中华文明以治水闻名。自古以来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 《论语》、 《孟子》、《史记》、 《吕氏春秋》等典籍均有记载。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 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 “因” 的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 “因”的普遍性表现在：首先，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 其次，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这种思维方式是在顺 应自然的基础上调整自然。基于 “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 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 “因天地之道”。 “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 （《管 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 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进一步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道德经》）要求人要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入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是一种 “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夏处阴，冬处阳。”（《管子》） 这些都是 “因时”的观念。《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如果不按时节行事就会产生严 重的后果。如，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 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 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足见 “因时”的重要性。
（二）“以时禁发”、“取之有度”
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圣贤们对于砍伐树木、野外 狩猎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和内在价值，使 其完成一个生长周期或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才去砍伐或捕获它，而不是仅仅出于人 的需求。《礼记·王制》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
在对自然周期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周秦传统生态文化中著名的 “以时禁发”的 时禁思想与政策，“时”是禁止和开放砍伐林木、捕获禽兽的时间规定，“时限”的规 定要求顺从万物生长的规律，限制砍伐、狩猎的时间和次数。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 “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 “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思 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 “取之有度”的思想和政策，天子、诸侯田猎都有时 间、次数的限制。
（三）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在周秦时期，爱护自然万物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和态度，同时也是明确的政令法 规和切实的政治活动。《礼记·月令》中，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 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 现在 《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林木保护法律是睡虎地 出土的秦简律书 《秦律十八种》，其中 《田律》是在吸收 《逸周书》、 《礼记·月令》 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有关林木保护的条文，这些条文比 《逸周书·大聚》、 《礼记·月 令》、《吕氏春秋》的内容更为系统严密。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 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自然的自我生长的特性，在 《易传》中被明确表述为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 之谓易”。“天地”即现代意义上的自然， “德”是性质，这里的 “天地”与希腊语、 拉丁语中的 “自然”的本来意义是相同的，都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 这里的 “生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 也是儒家所说的 “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而儒家所说的 “生生”在道家那里则表 述为 “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也 就是在这种对立性中，才显示出事物统一的深刻性和多样性，才使整个宇宙自然充满 着活力。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在儒家哲学中，道德共同体除了人之外，还包括动植物，甚至无机物，如泥土瓦 石之类。这就是儒家提出的 “德及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 “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观点。在儒家经典著作 《周礼》、《仪礼》、 《礼记》中，都有道德地对待动植物、山川大河的思想，这些表明儒家哲学的道德共同 体包括自然万物。从 “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 “爱人”，孟子提出了亲 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 “仁，爱人以及物。”这个物包括自然界 的客观事物。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天人合一”是儒家哲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命题，它是一个价值，同时也是 经过道德修养后所达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在儒家哲学中被表述为 “与天地参”。《中庸》 中有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 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里的 “至诚”指的是那些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心性与天地统一的人，他把实现自己的本性和让天地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有机的统一起来，是一个帮助天地生 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也是 “与天地参”的过程。照这样看来，人参赞天地万物 化育的过程，不仅进行了一种道德实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而且还达到了 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 “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 “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在儒家文化中有十分广泛的意义，它既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十二时辰、 天、月、季节、年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间的情景、机遇等。 “时”的生态意义就在 于，它以自然自身运行规律为基础对天道进行了划分，在此基础上对人在每个节律应 做的活动作出了符合生态伦理原则的规定。在儒家哲学中，“时”即天道，是以四季更 替为原则发展变化的过程， 《节》卦 《彖》辞说， “天地节而四时成。”时”在儒家自 然哲学中不仅是计时方法，更为重要的，它也是行为规范体系，预示和规定了人们应 当采取的行为。《易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 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 四时的顺序。一言蔽之，他们是按照时间的质的规定性进行活动的。大人的德性合乎 天地是因为他能够做到先于天时行动，而天并不违背他；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 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 “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 自然之 “道”进行活动。“因时”的观念在 《礼记·月令》中系统的呈现，根据天地 万物的规律，每一个月份都有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等规定和准则，形成了一种以 “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传统生态智慧的上述内容在其文化上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三个基 本特点。在中国古代由于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旱灾和地震，使周秦时 期的先哲们很早就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而且有自身完整的理论系 统。这一点也为西方生态学家所发现。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等十 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成熟早， 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
周秦时期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智慧不仅表现在思想上的早熟，而且还将人与自然关 系的生态探索融入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产及生活实践等方方面面的制度中。在具体 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强调按照自然秩序的运动规律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对自然的 保护被视为 “王道政治”最重要的内容。据 《尚书·周书》记载，周代设有自然保护 的专门官员，如 “野虞”（保护鸟兽等生物）、“山虞” （保护山林）、“林衡” （保护平 原地带的林木）、“川衡” （保护山川及产物）、 “泽虞” （保护湖泽及产物）、 “水虞” （保护川泽）等。
周秦优秀传统生态智慧高度重视生态保护，把尊重自然万物的价值、爱护自然万 物的生命，转化为人类内在的自觉需求。孔子认为 “仁”者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自然会对自然生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珍爱。孔子之后的社会贤达们 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 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文化的核 心价值观念、伦理思想文化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 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 宋明理学中的 “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 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 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在 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人们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 ２１ 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 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 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
（一）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 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地了解。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周秦时期就有 “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等生态思想。当时先哲们的天人一体观实际上是把人和天作为整个 自然的两个焦点，主张二者在相互联系中共存的。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 的外在的他者，而是在与二者的联系中形成、发展和共存着的，自然 “生生不息”，人 性 “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最后一卦是 《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 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 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 自身的统一， 《中庸》说 “与天地参”，张载说 “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 “延天佑 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 的民族文化具有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和天人和谐、物我合一的思想与智慧。这些智慧 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成中英先生说 “儒道两家乃源出于同一宇宙经验。” 所以，儒家和道家在世界观 方面有很多相似的认识，他们都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发展的。“究天人之际”是世界观的重 要内容，也是中国哲学的主题。儒家始终围绕人生的意义对 “天”进行探索，因此， 儒家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 “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自古以来，中国古 代圣贤就将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特殊自然现象归结为天意、天命，将对自然的恐惧逐渐 变为敬畏，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约束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老子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荀子也提出 “天行有常”的观 念，主张 “制天命而用之”，即掌握、利用自然规律而加以运用。由此可见，遵循自然 规律、顺应自然演变是古代圣人所提出的生存之道。
儒家进一步从 “天命之谓性”、“继善成性”的角度阐述天人关系：一方面，认为 人的性命源于天地造化；另一方面，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天地化育中具有自身 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如，《易传》中说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卦·彖传》）又 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中庸》中说： “诚者，天之道 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肯定人秉承有天地之性；又说：“唯天下 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肯定人 能实现天命之性，赞天地之化育。《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种思想形成了周秦之后探讨天人关 系的基本框架。施韦泽认为 “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 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 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 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 “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 “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 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儒家注重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 “究天人之际”，人的价值是儒家生态思想的重要方 面。而人的价值究在于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也 是儒家生态价值的理想。儒家生态思想还体现在对于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 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 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 “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 “财 （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 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 调整作用。不过，儒家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 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 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因而，儒家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纬度
孔子首先提出仁者 “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 汉代董仲舒、郑玄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 为 “全德之名”，把 《易传》的 “生生之德”、 “生意”作为 “天地生物之心”，又作 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 “天人合 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 “恩至禽兽”、 “泽及草木”、 “恩及于 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 题。儒家认为，大自然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对大自然的观察和体验可以给人提供道 德启迪。例如，孔子说过，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儒家还认可人对动物所负有的直 接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的基础是人所具有的人性：仁慈或恻隐之心。孟子认为，人 天生就具有恻隐之心。当人看到动物遭受痛苦时，自然就会生出同情的情感，所以，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儒家也不反对打猎，但要求人们在打猎时不要斩尽杀绝，“钓而不纲，弋不 射宿”。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纬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 独特的，表明了儒家生态道德共同体在处理生态关系的纬度方面具有重要当代价值。
（五）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义心主
西方在人类２０中世心纪主７义０年和代非以人前类，中人心类主中义心由主于义他是们环的境哲伦学理认学识的都主是流建思立想在，主环客境二伦分理的学家们 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 有 “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 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 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 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 “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周易·说卦传》指出， “昔者圣人之作 《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 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因此，天道、地道和人道都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态。因 此，伦理原则既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既对他 人负有伦理义务，也对非人类存在物负有义务，尽管这种义务是一种不完全的义务。
儒家的道德境界论也为我们整合当代西方的四大环境伦理学学派提供了一种值得 尝试的重要路径。根据这一理路，杨通进把 “人们的环境道德境界区分为由低到高的 四个层次：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并分别把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看成是对这四种 境界的言说和阐释。”
（六）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参考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政府在继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和当代世界可持 续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最新的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 秉承了周秦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比如：《春秋左传》中有 “国将 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之言，把朴素的 “以民为 本”的思想作为衡量人与神、君与民关系的准则。而更多是把 “民心”看作是封建统 治的基石，所以有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 （《尚书·五子之歌》）。荀子的 “民 水君舟”与孟子的 “民贵君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易传》中有 “一阴一阳之谓 道”，是故 “生生之谓易”。把天地幻化，万物生成看作是整体内部的有机联系。 《中 庸》中就有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为大也”。孔子把 “天人合德”看作人的本质，把人的道德属性本体化，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多元化最终合一的趋势。周秦传统生态伦理文化把万物看作是一个共同内在 构成同质的有机整体，要求从整体上把握自然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把握要素之间互 动和谐的关系。
在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中，周秦优秀生态伦理文化所倡导的爱护动物生命的思想不 仅是一种道德情感和态度，同时也是明确的政令法规和切实的政治活动。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生态保护法律是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律书 《秦律》，其中的 《田律》为后来国家统 治者开启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先河。近年考古学界在甘肃省敦煌悬泉置汉代遗 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也有不少关于生 态保护的诏条和禁令。据 《晋书·刑法志》记载，曹魏政权曾经 “改定刑制”，陈群等 依照汉律，制定魏 《新律》十八篇，《新律序》回顾汉律的内容说，《贼律》中有惩罚 伐木之贼的规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令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保护生态环境已经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足见，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影响之深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