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

摘  要   百余年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了民国时期 、1949  年 至 1980  年 代 末 和 1990  年 以 来 三 大 阶 段 。 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属 于“ 哲 学”的 自 觉 性 阶 段，且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来完成 。 1949年至 1980年代末属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阶段，它 包 括 前 后 两 段，前 一 段 属 于 日 丹诺 夫模式，后一段属于列宁模式 。 列宁主义的开放性及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环境成就了 1980年代中国 哲学研究的多元性 。 从更宏观的 视 角 来 看，1980  年 代 末 以 前 的 中 国 哲 学 研 究 大 体 上 属 于“ 本 型—  摹仿”类型，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而对所谓一般“ 哲学”理念的摹仿 。 这种“ 本型— 摹仿”类型的中 国哲学书写和研究方式带有生搬硬套和强势构造的特征，缺乏独立性和自 主 性 。        1990  年 以 来 的 中 国哲学研究发生了巨变，通过对特殊性的寻求和 肯 定，中 国 哲学建立了其 自 身的主体 性 。 随 着“ 文 化热”“ 国学热”“ 经学热”和“ 出土文献热”的持续，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强化 。 其主体性建构 主要表现在：提出了由特殊性进至主体性的方法论；在心性论、价值论和思维方式上作了自我肯定， 建立了一套能够自洽、自立和自生的话语体系；本着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概念、命题及其经典来展 开研究；经学哲学兴起，先秦哲学面貌大变，宋明哲学研究不断细化和深化；设立了研究中国哲学的 基本门槛 。 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立，不但使中国哲学成为真正的加字哲学，而且使西方哲学也成为 真正的加字哲学 。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超越对特殊性的过分依赖和强调，突破其封闭性；应当面 向哲学的普遍性展开积极对话，进一步完善其自身的主体性 。
      “ 中国哲学”是从“ 哲学”分化出来的，是参照“ 西 方哲学”，特别是 欧 洲 哲 学 建 构起来 的 。 实质 义（思 想内容）的中国哲学为传统中国所本有，但学科义或 名义上的中国哲学则是传统中国所无的 。 一百多年 来，中国哲学学科及中国哲学研究 经历了 一个从无 到有，中经挫 折，而 不断发展壮大和独立自主的过 程 。 而在此一过程 中，中国哲学之主体性的寻求和建立具有关键意义 。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 中国哲学”概念，指 “ 中国哲学”二级学科及其所关涉的内容 。 从内容上 看，“中国哲学”包括 中 国传统哲学和现当代中国哲 学 。 前者的情况比较 单 纯，而后者的情况则比较复 杂 。 本文所说的“ 现当代中国哲学”，一般 指基 于 中 国传统而发展出来的现当代中国哲学部分 。 从广义 角度来看，今人对 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也属于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组成 部 分，一方面它会影响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开展，另一方面它会同时 受到现当代中国 哲学的影响 。 同时，从研究主体来看，除了中国大陆 外，学者还遍及 中国台港地区和 欧 美 日韩等 国 。 有 鉴于此，本文的论述 一般基于中国 大陆百余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和实践 。
一、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现状
      最近二十余年，学者对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  作了大量回顾、梳 理和 总 结，发表了大量论著，比 如 单就著作来说，即有郭齐勇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研  究（1949 — 2009）》、乔 清 举 的《当 代 中 国 哲 学 史 学 史》、柴文 华 主 编 的《中 国 哲 学 史 学 史》和 高 瑞 泉 的 《动 力 与 秩 序——— 中 国 哲 学 的 现 代 追 寻 与 转 向 （1895 — 1995）》四书 。 据柴 书“ 绪 论”，回 顾、梳 理 和 总结百余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有张岱年 、刘文英、 周桂钿、陈 来、宋 志 明、蒋 国 保、臧 宏、李 宗 桂、张 祥 浩、张耀南、乔 清 举、田 文 军、柴 文 华 等① 。 而 据“ 中 国知网”（www.cnki. net），陈 卫 平 和 郭 齐 勇 两 位 也 是值得关注的 。
      郭书除“ 导论”外，共分十三章，前三章论述了百 年中国哲学的研究史和书写史，后十章则梳理、论述 了学者断代和专题研究的相关成果 。 第一章的标题 是“ 中西融合与 20世纪前期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 第二章的标题是“ 中国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1949 —  1978）”，第三章的标题是“ 中 国哲学研究的转型 （1978 — 2009）”② 。 这 三 章 从 总 体 上 反 映 了 郭 书 对 于1949 — 2009  年 六 十 年 中 国 哲 学 研 究 的 认 识 。 乔 著共分六章，此书将1949 — 1999年 五十年 的 中 国 哲 学史 研 究 及 学 科 发 展 分 为1949 — 1956  年、1957 —  1959  年 、1960 — 1965   年 、1966 — 1976   年 、1977 —  1989年和1990 — 1999年六段 。 比较起来，此书有两 点值得注意，其一，它重视清华— 北大系这条重要线 索；其二，它将“ 1976年”归于“ 极端政 治化”一段，而 将“ 1977年”归入“ 认 识 史”一段③，这与其他学者的 看 法 不 一 致 。 柴 书 结 构 宏 大 ，共 分 四 编 ，第 一 编 为 “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前史”，第二编为“ 中国哲学史学 科的创立”，第三编为“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马克思主 义化”，第四编为“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其 中，第二编包括“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冯友兰的  72      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 1期中国哲学 史 研 究（上）”“张岱年的中国哲 学 史 研 究  （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四章，第  三编包括“ 冯友兰 的 中 国 哲 学 史研 究（下）”“张 岱年  的中国哲 学 史 研 究（下）”“任继愈的中国 哲 学 史 研 究”“ 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 研究”五章，第四编包括“ 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 “ 唐君毅的中国哲 学 史研 究”“ 方东美的中国哲学史 研究”“ 罗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劳思光的中国哲学 史研究”五 章④ 。 这 是 一 种 写 法 。 高 著 的 问 题 意 识  和写法都很独特，全书分为“ 导论”“ 救亡与求道”“ 革  命世纪的社会动力 学”“ 现代新儒 家 的‘ 返本开新’” “ 后启蒙时期的 理 想 世 界 ”五 章，而 以“ 动 力 ”与“ 秩  序”作为全书的关键词和基本观念⑤ 。
      在如上四书中，郭书“ 导论”简明扼要，同时不失 其主要节、目，具有代表 性 。 在“ 导 论”中，郭齐 勇将 百年中国哲学发展史分为两大段和五小段 。 所谓两 大段，指民国时期和 1949 — 2009年 。 第一大段属于 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 期，第二大段属于中国哲学学 科的发展期 。 对于前者，郭齐 勇说：“1949年 前 的 中 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胡— 冯、郭— 侯两种范 式，此后 30年主要流 行 的 是 郭— 侯 范 式。”⑥ 而所谓 五小段是就上述第二大段来说的，这五小段是：1949 年至 1966  年 的“ 十七年”为第 一段，1966  年 至 1977 年为第二段，1978年至 1990年为第三段，1991年至 2000年为第四段，2001  年 至 2011  年 为 第 五 段 。 第 一段确立 了“ 两 个 对 子 ”的 哲 学 史 理 念 。 第 二 段 以 “ 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事件为代表 。 第三段是中国 哲学史研究的复苏期和拨乱反正期，学 界摆脱 了 日 丹诺夫模式，回到黑格尔  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 统一”及列宁《哲学 笔记》的 哲 学 史观，掀起 了“ 螺 旋 结构”“ 历史圆圈”“ 哲 学 史 是认识 史”及 范 畴 史 的研 究和叙述的热潮；同 时，学 界掀起 了 关 于“ 传 统 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中西文化讨论 热潮 。 第 四段 是沉 潜研究期，一是观念上多元，二是个案研究突出 。 第 五段是“ 国学热”背景下学界对于“ 中国文化”之根源 性和“ 中 国 哲 学”之 自 主 性 的 追 求① 。 通 观“ 中 国 知 网”所载相关论文，学者的意见大致如此 。

①    参见柴文华主编《中国哲学史学史》，人 民 出版社 2018年版，第 2~5页。
②    参见郭齐勇主编《当代中 国哲学研 究（1949 — 2009）》目录，中 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③    参见乔清举《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④    参见柴文华主编《中国哲学史学史》目录。
⑤    参见高 瑞 泉《动 力 与 秩 序——— 中 国 哲 学 的 现 代 追 寻 与 转 向 （1895 — 199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⑥    郭齐勇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 — 2009）》，第 3页。
（二）问题的提出
      从 总 体 上 来 看 ，学 界 对 于 百 余 年 中 国 哲 学 研 究 及其发展历程作了比较细致、完备的叙述和概括，许 多重要细节都被学者注意到和反复讨论过了 。 对于 百余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发展 的每 一 阶段的观念 、特 点和贡献，以及对于某些重要学者的成就，学界也作 了反 复 的 叙 述 和 评 论 。 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不 过，在笔者看来，人们对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及其 学科发展历程的叙述和梳 理 仍有 不 足，这 主要表 现 在三个方面：其一，目 前，绝大多数相关成果的视角 局限于中国本位，特别是局限于中 国的中国哲学本 位，而没有从东亚文明和中国文化转进的角度来观 察和评论中国哲 学 的 生 成和 发 展 问题 。 其 二，目 前 绝大多数学者的评 论和叙述过 于 贴近事 实，纠 缠 于 所谓“ 事件”及其“ 细节”的 学 术 史 意 义，而缺 乏 更宏 观、更深层次的洞 察和 贯通 。 我们 常常看到分段或 分节、事件与政治、人物和著作这样的叙述模式，而 贯通性的思考及其观念反 省 很缺 乏 。 其三，学 者对 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当下处境和当代面向缺乏必要的认知和思考，而即使有所思考，也往往含混不清 。
      此外，叙述者的个人立场也常常影响这些学者 对百余年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历程的梳理和 评价 。 而所谓个人立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个人的学统来源，二是个人的现实价值选择，三是个 人的学术 思 想 偏 好 。 滥 用这 些个人立场和价值倾 向，无疑会影响作者的相关叙述及其评论的客观性
和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遮蔽事实的真相 。
      笔者认为，从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建立、建构和 展开历程来看，“主体性 的追 寻”应 当成为相关学者 关注的焦点和思考 的轴 心，因为中 国哲学学科的成 立最终取决于其主体性的建立及其程度的厚薄 。 没 有主体性即没有严格 意 义 上 的 中 国 哲 学；只有 主体 性建立了，中国哲学才成其为中国的中国哲学，而不 是在中国的中 国 哲 学 。 而且，中国 哲学只有基于 一 在此的主体才能与其他加字哲学（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展开平等而有效的对话，才能给人类增加相应的智慧 。 主体性无疑是东西方哲学展开对话的前提 和基础 。 从现实来看，学 者对于中国哲学之主体性 的发现和建构不是 一开始即有的，也不是 一蹴而就 的 。 在笔者看来，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经历 了一个从自觉性到特殊 性，又从特殊性到主体性的 展开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合乎逻辑的 。
      需要指出，笔者 曾 以“ 主体 性”为关键词理解和 阐明了《中 国 哲 学 通 史》（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2021  年 版）的指 导 观 念及其价值和意义所在② 。 本 文 是 对 笔者此一观点的大力推进、大幅提高和全面阐明 。
二、   本型—  摹仿模式 ：  1980年代末 以前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和研究
       中国哲学的研 究和 展开，包括学科和学术两个 层面 。 从制度层面来 说，中 国 哲 学（史）学科 的 设立 是中日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 一 项奇迹，是 东 亚 文 明 和东亚教育在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传承及其生 产方式发生大转变的一个结果 。 由于中国在近现代 遭遇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 局，故哲学进入中国教育在 当时不但无人怀疑，而且实际上受到了启蒙思想家 和新青年的热烈欢迎 。 从 学 术层面看，中 国 的 中 国 哲学（史）研究及相应学科的创立有两大来源，一个 来自日本明治时期 的“ 支那 哲 学 史”书 写，另 一个来 自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的中国哲学史书写 。 从实践 来看，特别是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方式来看， 百余年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对 自 身的主体性的追寻，经历 了从本 型— 摹仿模 式 到 主体性建构模 式 的重 大变化 。 前 一种模 式（本 型—  摹仿）从民国一直蔓延到 1980年代，后一种模式（主 体性建构）则从 1990年延续至今 。 在以往的学科史 论述中，学者一般忽视 了 中 国 哲 学 之“ 主体 性”这个 关键概念和维度 。
（ 一）日本明治时期与民国时期：中 国 哲 学史 书 写的“ 哲学”自觉
      先看日本明治 时 期 的“ 支那 哲 学 史”书 写。“支 那哲学史”即日本人所说的中国哲学史 。 毋庸讳言，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学科的创立都受到了日本 的影响 。 林 美 茂 指 出，希 腊 语“ 哲 学”(philosophia)   一词本来可以直接翻译 为“ 理 学”，但是日本启蒙思 想家西周却采用了两个汉字的新组合词———“ 哲学 ” 来作翻 译① 。 而 此 一 译 名 的 重 点 即 在 于 强 调 西 方  “ 哲学”科目与东土“ 理学”或“ 经学”名称的不同 。 不  但如此，“中国哲学 史”的 一个重要来源实际上是日 本的“ 支那哲学史”，日本学者先于 中国学者书写了中国哲学史 。

①    郭齐勇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 — 2009)》，第 2~7页。
②    参见丁四新、冯鹏《主体 性 的 彰 显：中国哲学史的新 书 写》，《孔
子研究》2022年第 2期；丁四新、高一品《主体性 的重光：论郭齐 勇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观念》，《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 2期。
学术聚焦  73
      据曹峰所说，19世纪末至 20世 纪初，日本 学者 所写中国哲学史著作 主要包括 内 田周平 、松本 文三 郎、远藤隆吉和 高濑武次郎等人 的 著作 。 内 田周平 的《支那哲学史》(1888) 是第 一 部 中 国 哲 学 史，但此 书只写了先秦部分，且写法老旧，没有什么新理路和 分析，故其“ 哲学”概念不清，尚 未 实现大转变② 。 松 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1898) 是第一部中国哲学 通史，它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创作时代（东 周至秦朝）、训诂时代（西汉至五代）和扩张时代（宋朝 至清朝）。 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1900) 也是一部 通史，它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哲学、中古哲学和近 世哲学三期，但其具体划分更近似于西洋哲学史的做 法 。 松本文三郎和远藤隆吉的这两部通史在日本历 史上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散发着强 烈的西洋“哲学”味道，具有更强的“ 哲学 ”自觉性 。 而 且，在 结构上 它们都积极模仿 西方 哲 学 史 的叙述框 架，如使用了宇 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和伦理 学等名词术语 。 出版 于 1910年 的 高濑武 次 郎 的《支 那哲学史》也采用上世、中世、近世 的三期分法，在观 念和写法上更为成熟，书中还创立了一些基于中国思 想的哲学 范 畴③ 。 高 濑 武 次 郎 曾 来 华 游 学，与 同 时 代的中国学者多有 交流，他的相关著作对民国初期 学界及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直接影响④ 。
      总之，近代意义上的“ 中国哲学史”诞生于 日本， 这无论从学制还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来看都是如 此 。 松本文三郎和远藤隆吉的两部通史具有标志意 义，而高濑武次郎的中国哲学史在书写上更为成熟， 并对民国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 。 日本学者之所以能 更早写 出 所 谓“ 支 那 哲 学 史”，这应当与明治 维 新 (1868) 后日本社会迅速转变、坚定走上以西方化为指 向的近代化 历程颇有 关 系 。 陈 来 指 出：“‘中 国 哲 学 史’本质上是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在教育和文化走向  74      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 1期近代化的过程中 出现 的 一个 学科。”⑤ 这 个 判 断 是对 的 。 更准确地说，日本 明 治 时 期“ 支那 哲 学 史”的 书 写，是在西方文化的大肆输入下，日本启蒙思想家与 日本汉学 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 本 质 是 以 所 谓“ 哲 学”范式来延续东亚文明 的精神及其思想存在 。 这种“ 旧邦新命”的做法，是历史潮流，中国亦不例外 。
      再看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及中国哲学 史的书写 。 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 后》一文中，王国维批评 了 张 之洞《奏 定 学校 章程》， 认为其根本失误在于“ 缺 哲 学 一科”；他 主 张 仿 照 日 本体制设立文学科 大 学，而其所设计的文学科大学 五科（经学科、理 学科、史 学科、中 国 文 学科、外 国 文 学科）都包括“ 哲学概论”科目；而且，除史学科外，其 余四科均包含“ 中国哲学史”科 目⑥ 。 这 篇文 章完全 表明，作为学科性质 的“ 中 国 哲 学 史 ”已 经存在 于 王 国维 的 心 目 中 了，王 国 维 充 分 肯 定 了“ 中 国 哲 学 （史）”学科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 据冯友兰的回忆，北 京大学早在 1914年至 1915年间就由陈黻宸开设了 中国哲学史课程⑦ 。 从王国维 的设 想 到 陈黻宸 的 实践，这标志着中国哲 学（史）作为学科在中国大学制 度中已开始落地 。 而这个制度 的 设计，从根本 上来 讲，是出于以“ 哲学”名义传承、规范和创新中国传统思想的三重需要 。

①    参见林美茂《“哲学”抑或“ 理学”？——— 西周对 Philosophy的误 读及其理论 困 境》，《哲 学 研 究》2012年 第 12期；林 美 茂、赵 淼 《为什么是“ 哲 学”？——— 关 于 西周 的 选 择 与 追 求 探 因》，《中 国 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 1期。
②     日本中 国哲学研究的自觉，是 从 小 柳 司 气 太 的《宋 学 概 论 》 (1896) 开始的 。 小柳司气太要“ 用西洋的科学方法，谋历史地、 批评地系统化支那哲学”，葛兆光据此指出此书“ 这大体上 已经  具备了哲学史的雏形”。 曹峰进而认为，内 田周平 的《支那哲学  史》不够哲学 。参见葛兆光《道 统、系谱和历史——— 关于 中 国 思  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文史哲》2006年第 3期；曹 峰《对 内  田周平的重新认识》，（台湾）《台湾 东亚文 明研 究 学 刊》2016年  第 2期。
③    参见曹峰《日本战前的“私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5 月 14  日；《井上哲次郎与内田周平》，《中 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5月 15  日；《对内田周平的重新认识》，（台湾）《台湾 东亚文 明研 究学刊》2016年第 2期。
④    据学者考证，梁启超写作《子墨子学说》一书即大量采用了高濑 武次郎的《墨子 哲 学》的 内 容 。 高濑武次郎的汉译 著 作 有 蒋 竹 庄编译的《杨墨哲学》（商务 印书馆 1928年版）和赵兰平编译的 《中国哲学史》（国立暨南学校出版部 1925年版）。
⑤    陈来：《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属性与方法》，《中 国 哲 学 史》2021年 第 4期。
⑥    参见《王国维全集》第 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第32~
40页 。此文原刊于上海《教育世界》118 、119号，1906年 2月。
⑦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 一 卷，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2001年 版，第 170页。
      民 国 期 间 的 中 国 哲 学 史 书 写 者 ，主 要 包 括 谢 无 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和郭沫若、侯外庐等人，他们形成了胡— 冯和郭— 侯两大阐释体系 。
      1916年 9月，中 华 书 局 出 版 了 谢 无 量 的《中 国 哲学史》，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 这 部通史模仿日本学者 的“ 支那 哲 学 史”，无 论在 分 期 （上古— 先秦至 秦 汉、中 古— 魏 晋 至 隋 唐、近 世— 宋 元至 明 清）上还是在叙述方式（时代 ＋流 派 ＋哲 学 家）上都是如此 。 不过，谢书在出版后几乎没有产生 什么影响 。 此 书 在 指导观念及叙述方式上缺乏创见，且作者本人也缺乏“ 哲学”修养的学术背景 。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 史大纲》卷上 由上海 商务印书馆出版 。 虽然此 书较谢 书 晚 出，但 是 一般 认为，这部著作是 中国第 一 部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中 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实际上只有 先秦部分，是为了当时教学需要，胡适在其博士学位 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 上修 改、扩 充而 成 的 。 全 书共分十二篇，每篇又由若干章 组 成 。 胡适 的这 部 哲学史著作有四个特 点：一 是用实用主义的哲学观 念写作，二是劈头 从 老子、孔子讲起，并将 老子置 于 孔子 之 前，三 是 重 视 墨 家、名 学，四 是 注 重 史 料 考 辨① 。 胡著一经出版，立即产生很大影 响，这可 以从 众多相关评论看出来 。 胡适是留美博士，《中国哲学 史大纲》出版时他已是文化名人和北京大学教授，其 书又经蔡元培校长作序加 持，故这 部著作在当时想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都很难 。
      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第二部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具有典范意义，是 中国的中国哲学（史）学科 的 真 正 奠基 之作，其 学 术 成就远在胡著之上 。 冯著出版于 1930年代初，全书 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部分 。 子学时代指先 秦诸子，经学时代指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谭嗣同一大 段 。 这部著作采用 西方 哲 学 的 形 式，使 用 思 想 分 析 的方法阐释和叙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实际内容 。 这 一点，与注重考证的胡著相比是 很 不相 同的 。 冯友 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内容的叙述比较全面和深入，不但对汉代以后的哲学有深刻论述，而且对先秦墨家、名家的研究也超过了胡适 。 冯友兰对于什么是哲学 史作了详细讨论，在方法论上具有明显的自觉性；同 时，在许多地方，他通过中西比较的办法突出了中国 哲学思想的特性 。 张 岱年认 为 冯 著 是“ 根据 理 性 主 义的观点 写 的”② , 这 个 评 价 很 平 实 。 对 于 胡 书，劳 思光曾有严厉批评，云：“这部书中几乎完全没有‘ 哲 学’的成分。”而对 于 冯 书，劳思光虽然也有批评，如 说冯书“ 并未接触 到 中 国 哲 学 的特 性”，但认 为 冯友 兰“ 是想要讲中 国 古 人 思想中的哲学理论”③ , 是 有 哲学成分的 。 胡书重视考据，而冯书则重视中国古 代 哲 学 思 想 的 阐 明，这 是 胡、冯 两部著作的最大不同。
      继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比较重要的 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 哲学大纲》写 于 1930 年 代 后 期，1943  年 曾 以 讲 义 印 行，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82年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 这部著作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 以基本问题为纲要写作出来的一部中国哲学史，意义  和影响都很长远 。 全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 三大部分，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都作 了简明梳理 。 不过，这部著作没有列入佛教哲学，原 因是作者认为佛教哲学属于外来哲学。
      在以上著作之外，郭沫若和侯外庐的相关论著也  比较重要 。 郭沫若著有《十批判书》(1937) 和《青铜时 代》(1945),这两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 场梳理和阐释了先秦哲学思想，特别是诸子 的 思想。 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卷分别出 版于 1947年和 1948年 。 这部著作虽然名为“ 中国思 想通史”，但其实主要指中国哲学 思想 。 侯著是较早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权威性通  史，它突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 阵 营 的斗争， 特别重视对异端思想家 的研 究 。 郭— 侯一系 的著作 在 1949年后很长一段 时 间里受 到人们 的 高度重视， 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权威著作。
①    蔡元培说胡书有“ 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  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 蔡元  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载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商务印书馆 1926年版。
②    张岱年：《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概况》，《南通师范学院学 报》2001年第 4期。
③    劳思光：《新编 中 国 哲 学 史（ 一）》，台 北，三 民 书 局，2010年，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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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之 ，民 国 时 期 的 中 国 哲 学 史 书 写 大 体 上 可 以  分为两系，一系为胡— 冯，另一系为郭— 侯 。 这两系 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及日本明治时期的“ 支那哲学史 ” 研究，都处于何谓哲 学及 以 西洋“ 哲 学”概念来梳 理 和阐释中国思想 的 历 史 阶段 中 。 这个 阶段，笔 者称 之为中国哲学的“ 哲 学 ”自 觉 性 阶段，并且 主要 是通 过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这种形式来完成的 。 在此意识 下，我们可 以 很 明 确 地 判 定，为何冯友兰的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很重要、很 关键，而钟泰 编 著 的《中 国  哲学史》(1929) 却不受待见的原 因所在 。 尽 管钟泰 的著作使用了所谓“ 以 中释 中”的还 原 性做法，似 乎 与 1990  年 以 来 中 国 哲 学 界 的 做 法 比 较 类 似，但 其  实，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人们对于“ 哲学”的理解、认  识及其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故从方法论追问之，这 部著作的出现不但 是逆潮流而动，而且实际上是盲 目的 。 清末至民国时期基本上是“ 哲学”在中国启蒙 及落地生根的时期，而 1990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界则 与此不同，绝大多数学者属于科班出身，已经具有良 好的哲学理论素养 。 特别 需要指 出 的是，1990年 以 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依笔者意见，其主导方向是通 过对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寻求来建立中国哲学自身 的主体性，同 时 在 一 定程度 上指向哲学的普 遍 性 。 这一新起 的研 究 思潮，是对 于此 前所有本 型— 摹仿模式的中国哲学研究活动的反动和纠正 。
      此 外 ，清 末 至 民 国 时 期 研 究 中 国 哲 学 思 想 的 学 者还有梁 启超、蔡元培、蒋维乔、范寿康、汤用彤、吕 振羽等人，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不拟赘述 。
（二）1949年 至 1980年代 末：中 国 哲 学 史 书 写 的意识形态化与多元化
1949年至 1980年代末为 中 国 哲 学研 究及其 学 科发展 的又一大节 。 此 一大节又 以 1978年为 界分 为前 后 两 节，即 1949  年 至 1977  年 和 1978  年 至1980年代末 。 1978年是改革开放元年 。
      在笔者 看 来，前 一 节(1949  年 至 1977  年）是 人 们在“ 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完成其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的，其中以 郭 沫 若 的 再 版 著 作《青 铜 时 代》《十 批 判 书》、侯外庐的再版著作《中 国 思 想通 史》、任 继 愈 主 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和 冯友兰 的《中 国 哲 学 史新 编》为代表 。 在如上所 列诸 书 中，侯 外庐 的《中 国 思 想通史》成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著  76       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 1期作 。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由人民出版社 1963年出版，影 响 很 大 。 冯 友 兰 的《中 国 哲 学 史 新 编》第一、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 1960年代；第三 至六册虽然出版于 1980年代，但是其写作观念仍然 属于此一节 。 当然，此一节还可以再分，“文革”前和“ 文革”中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不同的 。
      后一节(1978  年 至 1980  年 代 末）是 人 们 在“ 思  想解放”的过程中完成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的，代表作 有任继愈主编的《中 国 哲 学 发 展 史》（只 完 成 了 前 四  卷，分 别 出 版 于 1983  年、1985  年、1988  年、1994   年），杨宪邦主编的《中 国 哲 学通 史》（只 完 成 了 前三  卷，分别出版于 1987  年、1988  年、1990  年），冯 契 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 发 展》(1983), 萧 萐 父和 李 锦 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82 、1983) 教材，张岱年的  再版著作《中国哲学大纲》(1982),张立文编撰的“ 中 国哲学范畴史”系列著作，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   (1984 、1987), 任 继 愈 主 编 的《中 国 佛 教 史》(1985 、  1988)、《中国道教史》（完成于 1989年）等 。 另外，此  节还出版了李泽厚 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 《中国古 代 思 想 史 论》(1985)、朱 伯 崑 的《易 学 哲 学  史》(1986 、1988) 和众 多个 案专 著 。 毫 无 疑 问，1978   年至 1980年代末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学术研究日 益多元化的时代 。 单从中国哲学研究来看，这 一 点也很容易得到证明 。
      上文所谓“ 思想改造”，指在 1949年至 1977年间 所建立的阶级分析法及两个对子的哲学史书写观念。 1957年，中国学术界、中国哲学界正式接受了苏联日  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  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史的定义① 。 这个哲学史 定义也称“两个对子”“两军对垒”或“两军对阵”的理 论 。 通过对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接受，中国哲学的 研究（当时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始全面、快速 意识形态化 。 意识形态化的后果之一，是哲学或哲学史研究逐渐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工具。
      而所谓“ 思想解放”，指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 及两个对子的叙述模 式被 打破，学界迎来了方法论 上的较大变化，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因此变得日益宽容和开放起来 。 1979年，第 一 次全 国性 中 国 哲 学史讨论会在山西太 原 召开，大会的 主题之 一 即是拨 乱反正，摈弃日丹诺 夫 的 哲 学 史 定 义，摈 弃“ 两 军对 垒”的哲学史叙述模式 。 从此，中国哲学史研究迎来 新的指导观念，而新的指导观念一个是列宁的“ 哲学 史是认识史”说，另一个是黑格尔、列宁的“ 每一种思 想 ＝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 圈”①理论 。 同 时，依 据 列 宁 的 相 关 说 法② , 唯 心 主 义哲学家的思想成果在研究中得到了尊重 。 任继愈 主编《中国哲学发展 史》即 以 列 宁 理 论 为根据，任 继 愈说：“本书着眼于中国哲学逻辑的发展过程，所 以 称之为《中国哲学 发 展 史》。”而其所谓逻辑发展，具 体指人类认识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整个人类 认识的历 史”，而 中 国 哲 学 史 就 是中华民族的认识 史③ 。 萧萐父、李 锦 全 主 编 的《中 国 哲 学 史》教 材 及 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进程》力求所谓历史与 逻辑的统一，都编织了 一个又 一个 中国哲学思想发 展的上升式螺旋结构 。 而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也 几乎都是以列宁《哲学笔记》相关言论作为理论依据 而进行的，这可以参看陈卫平 的论文④ 。 总 结起来， 一个是认识论的转向，另一个是范畴史的研究，而后 者是前者的子题 。 需要 指 出 的 是，“实事 求 是”的 思 想路线及当时流行 的“ 猫论”和“ 摸 论”，为新 时 期 的 理论探索和 多 元 化 学 术 研 究 提 供了更宏观的开放背景 。
①    参见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 出版 社 1957年版。
      总之，无 论是思想改造 时 期 的 1949  年 至 1977 年，还是思想解放时期的 1978年至 1980年代末，都 属于中国哲学研究或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化 过程，只不过前者属于日丹诺夫模式，而后者属于列 宁模式 。 很明显，在这两种模式下，中国哲学的主体 性难以得 到 阐 明 和 张 扬 。 但 列宁主义的开放性及 1978年至 1980年 代 末 的 改 革 开 放 环 境，将 中 国 哲 学学科的发展通过多元研究的方式推向了另一个阶段，即主体性追求的阶段，意义重大 。
（三）本型— 摹仿模式及其困境
       归纳起来，日本 明 治 时 期 的“ 支那 哲 学 史”书 写 及 民 国 至 1980  年代的中国哲学史 书 写 都 属 于本 型— 摹仿模式，相关成果都是在此种模式下写作出 来的 。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是在东亚文明近 代化的进程中诞生的，并且首先是以日本“ 支那哲学 史”的方式出现 的 。 中国的中国哲 学研究有两个来源，一个是 日本，另一个是 欧美，后者成为大宗 。 胡适和冯友兰都是留美博士毕业，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卷上和冯友兰两卷本《中 国 哲 学 史》是 民 国 时 期 中国哲学史书 写的两座里程碑，意 义重 大 。 日本 明 治时期的“ 支那哲学史”书写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 史书写都具有“ 哲学”的 自 觉 性，而所谓 的“ 哲 学”又 是由西方哲学及其历史所限定的概念 。 虽然日本明 治时期和 民国时期的中国哲 学 史 书 写 带 有 强 烈 的 “ 哲学”自觉特征，但 是这种“ 哲 学”的自觉或觉醒都 属于拿来主义，是以 西方 哲 学 的“ 哲 学”概念及其框架来处理和塑造中国思想的相关材料的 。
       众所周知，胡适 的“ 哲 学”观念是杜威的实用主 义，冯友兰的“ 哲学”观念是早期的柏拉图理论和当  时流行的新实在 论 。 就实际写作效果来看，劳 思 光 对冯书的评价高一些，认为冯书比胡书写得更好，更 有哲学味 。 而葛兆光与劳思光不同，他 更重视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意义，认为胡书创造了一个“ 典 范”(paradigm),而这个典范连 冯友兰也没有超过 。 胡书的典范性在于：“内 容 是 中 国 的，形 式和概念 上 是取西方的。”⑤这是胡书的学科 史 意义所在 。 冯友 兰自己说，他的两卷本《中 国 哲 学 史》是在 中 国 历 史 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 而叙述之”⑥ 。 据 此，葛 兆 光 指 出，这 种“ 选 出”，“就 是按照 西 洋 哲 学 的 长 短 宽 窄，将 中 国 思 想 截 长 续 短”，或者 说，“就 是 以 西 方 哲 学 的‘ 三 大 部’即 宇 宙 论、人生论、知识论，把中国资料拆零再装，然后整编 出可以对应西洋哲 学 史 的 历 史，至于不能以西洋哲  学名之者，不 能 与 西 洋 哲 学 史 匹 配 者，当 然 就 无 法 ‘ 选出’而纳入哲学史 中 了”⑦ 。 笔者认为，“摹仿”其 实是中国 哲 学（学 科）诞生及其初步发展 的 必 然 命 运，而其所摹仿的“ 本 型”对象即是西方哲学 。 应 当说，一直 到 1980年代，中 国大 陆 的 中 国 哲 学研 究及其相关叙述基本上都留下了“ 摹仿”的痕迹 。
①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 399 、371页。 ②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第 411~412页。
③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 先 秦）》导 言，人 民 出 版 社 1983年版，第 4~11页。
④    参见陈卫平《从突破“两军对 阵”到关注“ 合法性”——— 新 时期 中 国哲学史研究之趋向》，《学术月刊》2008年第 6期。
⑤    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 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 确立》，《文史哲》2006年第 3期。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三联书店 2009年版，第 3页。
⑦    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 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 确立》，《文史哲》2006年第 3期。学术聚焦  77
      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中国台港地区 之外，中国的哲学研究全都经历了 意识形态化的过 程，中 国 哲 学（史）的 研 究 亦 不 例 外 。 以 1978  年 为 界，中国哲 学 研 究 可 以 分 为 前 后 两 段：前 一 段 属 于 “ 两个对子”的叙述模 式，以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 为标准；而后一段则返 回 了 列 宁《哲 学 笔记》的 哲 学 史定义，具有相对宽容和多元化 的特 征 。 前 一段 不 但将中国哲学史的研 究，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研究带入了困境；而后一段则因其开放、多元化的特 征 ，将 中 国 哲 学 研 究 推 向 了 一 个 崭 新 的 境 界 ，即1990年以来中国哲学本身的主体性建构阶段 。
       总之，不论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支那哲学史”还是 民国时期至 1980年代 的 中 国哲学史，其书 写基本上  都是以西方哲学为直接参照系而对所谓“ 哲学”本 型 的摹仿 。 这种本型— 摹仿型的书写和研究方式，都难 免带有生搬硬套和强势构造的特征，以及存在中国哲  学思想自身之主题、范畴、命题、线索及其文化精神被  掩盖和漫漶不清的问题 。 或 者 说，1980年代末 以 前 的中国哲学研究其实都直接是在“ 西方哲学”的概念 下进行的，而不是在更普遍的“ 哲学”概念 下进行 的，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加字（“中国”）哲学（“中国哲学”）。 这样，中国哲学的特质、自主性、独立性和主体性都不  可能得到真正的反映 。 就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新 理学”而言，劳思光曾批评冯友兰对宋明理学的叙述  “ 不能掌握道德主体的观念，甚至连主体性本身也悟  不透，看不明”①，此一批评不但击 中 了冯友兰 的《中 国哲学史》及其“新理学”的痛处，而且击中了 1980年代末以前除中国台港外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弊病。
       应该说，从民国 时 期 至 1980年代，中 国 的 中 国  哲学（史）研究一直处于西方哲学及其“ 哲学”概念的 主宰之下，受其影响严重，只不过其间有此种“ 哲学 ” 概念或彼种“ 哲学”概念之别 。 这种“ 本型  摹仿”型  观念导致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长期沦为对中国相关 材料的摹仿性处理和 塑造，因而对 于“ 哲 学”大 家庭 来说，198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哲 学研 究很难有 思想 上的实质贡献 。 很 显然，这种研究模式是 一种近似 于宿命的困境，在 1980年代末此种模式似乎走到山 穷水尽而不得不变革 的地 步 。 简 言 之，中 国 的 中 国  哲学研究虽然很早 已 经 奠基，但却始终无法真正独 立起来 。 不过，在山穷水尽之 际，1980年代 的 多元 、  78       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 1期开放性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转机，即 为 中 国 哲 学研究带来了通往其主体性建构和独立之路 。
三、   主体性建构与追求 ：
      1990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就 20  世 纪 最 后 二十年而 言，高瑞 泉 说：“20  世 纪最后二十年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 更重要的 是哲学的主题也有所变化 。 总体 上 说，中 国 哲 学 以 ‘ 主体性’概念的提 出及其分化与消隐，浓缩地表达 了从现代性追寻到现代性反省 的 复杂历程。”② 高瑞 泉的观察很敏锐，但是未必准确 。 据笔者观察，1990 年至今的三十多年大体上属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 构时期；而且，“主体性”已成为中国哲学学术活动的 基本精神，不存在“ 消 隐 ”问题 。 通过学者的不断认 同和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在多个方面已显著地 表现出来 。 陈来《仁学本体论》及郭齐勇主编十卷本 《中国哲学通史》等 著作 的 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哲学史书写的主体性的确立 。
（ 一）“哲学”文化观念的转变
      “ 哲学”文化观念的转变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意 识的根源 。 在哲学引入我国之初，特别是民国时期， 部分学者如梁漱溟基于对中西或中西印文化的直观 比较而开始认同中国文化自身的精神和价值 。 进入 1930年代和 1940  年 代，熊十力和 冯友兰等人更进 一步，他们试图通过构建自己哲学的方式来延续中 国哲学思想 。 应该说，熊十力、冯友兰个人的哲学创 作也是建 构 中 国 哲 学 主 体 性 的 一 种 尝 试 方 式 。 但 是，从总体上来看，此种哲学创作的方式在当时不是 中国哲学界的学术主流，也并非急需任务，而且其成 果是否能真正体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这 是值得怀 疑的 。 在“ 哲学”观念 引进 中 国 之初，“照着讲”并 力 图阐明传统中国有实质意义的哲学，这 是 时代给 予 中国学者的重任 。 从道 理 上来看，只有“ 照着讲”能 如实讲和讲得好，中国哲学才能够“接着讲”。“接着 讲”的前提是学者推 阐和 发展真正基于中国传统精神、价值和理路的哲学 。 从总体上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 研 究 连“ 照 着 讲 ”的 水 平 都 不 高，故“ 接 着 讲”的水 平 如 何，也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实 际 上，“接 着 讲”不是历史交给民国学者的任务 。 民 国 时 期 的 中 国哲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哲学创作本身的独 立性，而不是中国哲学创作的独立性 。 不过，民国以 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两代学人始终抱有极强的企 图心，如萧萐父所说“ 汗 漫通观儒释道，从 容涵化 印 中西”。 而这种企图心或初心，在二十多年前逐渐演 变成“ 打通中西马”的 口号(slogan)。  从普遍 哲 学来 看，中国哲学学科由此走向世界，并力图推陈出新， 消化全人类哲学智慧的初心，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学科的现当代生成及其 处境来看，此种方法论明显高高在上，带有诗意般的 理想情怀 。 中国哲 学 最 终应 当 落 实 下来，切 中其 自身发展的问题和肯綮 。
①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第 3页。
②    高瑞泉：《动力与秩序——— 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 — 1995）》，第 275~276页。
      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如果想  让自身变得具有普遍价值和 意 义，给当代世界贡献  其自身的 思 想 和 智 慧，那 么 它 首 先 要 经 历 一 个“ 返 本”的过程 。 而这个“ 本”即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根 干 。 回顾历史，中 国哲学之主体性 建构的意识应当  追溯至 1958年，在那年元 旦，唐君毅、牟宗三、徐 复 观、张君劢四人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宣  言》一文，而此宣言即为中国哲学之主体性建构意识  正式形成的标志 。 这份宣言将中国文化的特质界定  为心性文化 。 随后在 1960  年代 和 1970  年代，唐 君 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将此观念具体落实在他们的  学术活动和众多论著中 。 1980年代后期至 1990年 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的著作传入内地，得到广 泛传播和阅读 。 1990年代，中 国 哲 学 界 实 际上经历 了一场学 习 中 国 台 港 新 儒 家 著 作 的 热 潮 。 笔 者 认 为，中国台港新儒家将中国哲学和 文化的特质界定  为心性文化，这 是符 合其本 来面貌和本来结 构 的 。这是一方面 。
      另一方 面，发 生 在 1980年 代 后 期 的“ 文 化 讨 论 热”激起了当时部分中青年学者对启蒙思潮和西化思 潮的反思，他们起而自觉地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 和价值 。 不但如此，他们的中国哲学文化观随之发生 了根本变化，不但摆脱了意识形态化哲学观的控制， 而且摆脱了一般性哲学观念的控制，并进而肯定了中 国哲学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所在 。 在他们看来，特殊性 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维系中国哲学和文化身份之所在，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给未来世界贡献其价值和智慧 的基石 。 1980年代后期至 1990年代，陈来、郭齐勇都 撰写了大量文章，替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当代命运 辩护 。 不过，他们 二位 虽然 同 属 于 文化保守主义阵 营，但是从学术进路和主观意愿来看，陈来属于温和 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仍然坚持冯友兰“新理学”的传 统，而郭齐勇则属于相对激进 的文化保 守主义者，他 积极靠近和传播熊（十力）牟（宗三）一系所说 的 中 国 哲学和文化传统 。 大概在世 纪之交前后，陈来、郭齐 勇不但对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有了清晰认识，而且对 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已有明确认定 。 正是在此一 意 义上，笔者认为，从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在多元化 的哲学学术活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追寻中 国哲学之特殊性和主体性的线索。
      值得 一 提 的 是，1980  年代，张 岱 年在 其 早 年 所 提出的“ 文化综合创造说”的基础 上 又提 出 了“ 文化 综合创新 说”，他 的《天 人 五 论》(1988) 一 书 正 式 出 版；庞朴的《文化的 民族 性 与 时代 性》(1988) 亦在此 期间出版 。 1990年代，冯契 的《智 慧说三 篇》(1995)  出版，汤一介、张世英发表了关于天人关系的 论 著， 张立文提出了“ 和合学”概念 。 这些论著或观点是对 民族文化的新思考和对中国哲学智慧的新推阐，它 们一方面代表了那 一 两代学 人 面 对 历 史 的 迫 切 心 情，另一方面代表 了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基 于 民 族本位的文化和哲学思考成就 。 不过，从 总体 上来 看，这些论著虽然体现了学者在哲学文化观念上的 一些变化，但是大体上止于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哲学 之“ 特殊性”的追寻上，还 没有 完全 从“ 特殊 性”迈入“ 主体性”的境界和层次 。
（二）个案研究与哲学史书写
      1990年以来 的中国哲学研 究 主要包括个案研 究和哲学史书写两种形式，前者更重要，是学术进步 的表现 。 1980年代 以 前 的 中国哲学研究以 中 国 哲 学史特别是通史写作为代表，1980年代兴起的范畴史书写亦属于此类 。
      先看个案研 究 。 个 案研 究 主要包括专 人、专 书 和单一主 题（或 问 题）三 个 方 面 。 个 案 研 究 兴 起 于 1980年 代，在 1990  年代成为主要研究形式 。 个 案 研究的兴起是通史写作衰落的必然结果，同 时 与 中 国高等教育研究生制度的设立及推广颇有关系 。 研究要深入和持续，理解要精细和准确，以及研究生培养要有法门，这都需要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进行 。 而中国台港地区的中国哲学研 究在 1980年代 以 前已经完成了此种研究形式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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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体上看，1990年以来 的 中 国 哲 学研 究主要 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 一，专 人、专书的思想研究 全面铺开，在中国哲学史上即使是三流人物及其思  想也被广泛用作博士论文的选题 。 不但重要思想家  或哲学家几乎每年都有专门研究，而且二流、三流人  物也被多次用作研 究对 象，甚至 一 些下三流的人物  也会出现在博士 学位 论 文 的选题 中 。 其 二，学 界对 宋明儒家哲学的研 究 不但 早 已全面铺开，而且深入  重要哲学家、思想 家 的 后 学 中，如对 二程 后 学、朱子 后学和阳明后学 的研 究 即 是 如此 。 其三，学 界对 于 现代儒学和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已很充分 。 重要的  现代新儒家被“ 竭泽而渔”，且以个 案的形式被反复 多次研 究过 。 其 四，进入 21  世 纪 以来，经 学 哲 学研 究崛起，并经历了一个展开过程 。 需要指出的是，经  学研究 的 兴 起 是 以 前 期 的 国 学 热 为 背 景 的 。 1980  年代后期 兴 起 了“ 文 化 热”，1990  年 代 兴 起 了“ 国 学 热”。 进入 21世纪，“国学热”促使了众多国学院的建 立和多个国学研究院的复建 。 而国学院的建立及国 学研究院的复建，预示着经学研究及经学哲学研究的 兴起 。 从“文化热”到“经学热”，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实 践是一个环环相扣、依 次展开 的逻辑进程 。 其五，大 量简帛资料的发现或出土，导致先秦、秦汉哲学研 究 处于活跃期，而且人们对先秦哲学的理解和叙述正处 于重构和重塑之中 。 其六，从一切中国哲学史都是当 代中国哲学史的视角来看，中西哲学和中西文明的对 话正处于上升期和紧密期，并且变得愈来愈重要 。 与 此同时，作为对话的中国一方———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 分量正变得愈来愈重要，而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影 响变得愈来愈弱 。 其七，进入 21世纪以来，张立文出 版了多部和合 学 著 作，陈 来 出 版 了《仁 学 本 体 论》等 书，杨国荣出版了“具体形上学”系列著作 。 和合学属 于文化哲学的进路，《仁学本体论》属于“接着讲”的价 值儒学进路，而“具体形上学”属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 进路 。 从百余年中国哲学的研 究史来看，陈来 的《仁 学本体论》极具代表性，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契 合，以及民国时期以来众多学人努力为中国文化接续 慧命的初心 。 因此，《仁学本体论》的出版是中国哲学 研究之主体性建构取得成功的标志之一 。 与此相对，  80     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 1期“ 具体形上学”则直接以一般哲学的方式将中 国哲学研究推向了当代语境和世界语境，意义同样重大。
      再看中国哲学史的 书 写 。 1990年代，中 国 哲 学 史的书写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其实从 1990年代 末至 21世纪初，学界即在酝酿重写中国哲学史 。 为 何要重写中国哲学史？ 这是因为在 1990年代，从事 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 国 台 港新儒家和大陆新生代的学术观念及其成果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学术心态 。
      21世纪以来 学 界 相 继 出版了多种中国 哲 学 史 教材，如冯 达 文、郭 齐 勇 主 编 的《新 编 中 国 哲 学 史》 (2004)、郭齐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2006)、复旦大  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2006)、杨国荣主 编 的《中 国 哲 学 史》(2012)。  这 些  新编教材 的 写作，都 与 1980年代末至 1990  年代 中  国哲学界内部的文化自我认同及主体性建构的思潮 有关，同时与熊（十力）牟（宗三）一 系的文化立场及  其学术在中国大陆学界的影响剧增有关 。 不过，如 上几部哲学史教材在笔者看来都只具有实验 性质，尚未成熟，都不属于标志性著作 。
      标志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应当是郭齐勇主编的 《中国哲学通史》(2021 、2022)。  这 部 通 史 大 抵 写 作 于 2010  年 代，如 笔 者 主 撰 的《秦 汉 卷》即 写 作 于 2011 — 2017年间 。 这 部 通 史 的 写 作 观 念 发 生 了 根 本性转变 。 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 部通 史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问题作出了全新回答 。 其 出版意义较大，在强调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基础上 彰显了中国哲学的 主体 性，并在 一个层面上标志着中国哲学之主体性建构取得了成功 。
（三）主体性的表现
      从多元研究到强调特殊性，从强调特殊性到突出 主体性，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 在强调特殊 性的同时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意识亦随之“潜滋暗长”， 21世纪以来此种 意识变得 愈来 愈 明 显 。 笔者认 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 出 了 由 特 殊 性 进 至 主体性的方法论 。 通过 1980年代后期对多元化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及  其地位的辩护，以及 1990年代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  学之特殊价值的肯 定，学 界将中国哲学从所谓普遍  意义的“ 哲学”观念中解放出来，进而肯定其主体性 。
但肯定中国哲学的特殊 性，并不意味着此特殊性不具备所谓哲学 的普遍 性 。 换 言 之，中国哲学的普遍 价值应当建立在其特殊性的基础上 。 指认和阐发包 含着哲学之普遍性 的 中 国 哲 学 的特殊 性，这 是 中 国  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或根本任务 。 在如何研 究中国哲学的问题 上，强调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 相应性，强调理解和批评的内在性，坚持“ 内在理路” 和“ 同情的了解”，坚持在中西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确 立中国哲学的价值和 意 义，这些都 是中国哲学之主 体性的内容 。 顺便 指 出，正当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获 得肯定，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意识逐渐上升之际，人们 突然讨论起“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来 。 在笔者看 来，人们之所以突然讨论起这个问题来，这既有内因 也有外因 。 在世纪 之 交 前 后，众多 圈内圈外人士对 于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感到 非常迷茫和困惑，但 是 他们似乎没有意识 到，中国哲学学科在充分肯定其 自身之特殊性的基础上正逐步走上其自身之主体性建构和张扬的历程 。
      其二，梳理和发掘了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 、基本 线索、范畴或概念体 系，在 心 性 论、价值论和思维方 式上都作了自我肯定，建立了一套既能真正自洽、自立、自生，又能展开自我对话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
      其 三 ，中 国 哲 学 研 究 在 多 个 领 域 达 到 了 新 的 高 度和深度，其特有内涵获得了崭新理解，并且理解方 法是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阅读和研究中自主地培养  起来的 。 在宋明哲 学领域，学者确立了程朱和阳明  两大思想体系，而相关研究即是本着其问题、概念、 话语及其经典展开 的 。 在 经 学领域，“经 学 哲 学”受 到重视，周易哲学和公羊哲学等已 成为中国哲学研  究的重要领域 。 在先秦哲学领域，学界对于孔子、子 思、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黄老和出土简帛文献的 思想研 究 也在不 断深入 。 与 1980年代 以 前 的成 果 相比较，最近一二十年所叙述和描 绘的先秦哲学面貌已发生了很大改变 。
      其四，设立了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门槛 。 所谓研 究中国哲学的门槛，包括资料 门槛、阅读门槛和理解 门槛 。 资料门槛主要是由于古代资料的范围在不断 拓展，甲骨、金文和简帛资料具有极高的阅读难度，甚 至连许多专业学者都难以胜任 。 而这个阅读门槛主 要是由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分裂程度及出土文本 与通行文本的相异程度所决定的 。 阅读当然和理解有关，从哲学思想来看，其理解 门槛主要是由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发现所造成的 。 中国哲学之特殊性体 现在其自身的语境、涵义、概念、问题和思想构成及发 展脉络上 。 在如上三种 门槛 中，理解 门槛是最难 的。 中国哲学的门槛大体上是在世纪之交设立起来的。 以前，中国哲学领域如一座高度开放 的 公 园，几乎任 何人都可以自取蹊径而自由出入，但现在它仿佛变成  了一座私家花园，不但设有 门禁，而且入 口有 限 。 通 过特殊性及其复杂知识建立起来的门槛，中国哲学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专业人士及“ 文化买办”“文 化自我殖民者”的随意闯入 。 这样，中西哲学俨然产 生了难以逾越的界限和隔阂，一方面，中 国哲学成 了 真正的加字哲学，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也成 了真正 的  加字哲学 。 当且仅当中西哲学都成了真正 意义上 的  加字哲学，特别是专业学者基于中国哲学的立场而判  定西方哲学亦为一加字（“西方”）哲学时，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才算真正建立了起来。
四、   交互主体的对话模式 ：
      中国哲学研究的当代面向
（ 一）面向对话的交互主体性
      据 笔 者 陋 见 ，目 前 中 国 哲 学 研 究 似 乎 面 临 一 个 新困境，而这个新 困境即是由于对中国哲学自身主 题、内容、概念和价值之特殊性的过分强调而导致当 代①中国哲学研究具有很强 的封 闭性 。 封 闭性 未 必 是坏事，但过分封 闭则会妨碍与其他加字哲学的交 流和对话，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中国哲学的普 适性及其解释能力 。 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哲学与 其他加字哲学的隔阂似乎正在不断加深，并 不 断招 来非议 。 确实，过度固守在自己的传统中而过分强 调其特殊性，这会让中国哲学学科脱离当代语境，从而放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和塑造 。
      但是，如果对特殊性的强调指向主体性，而对于 主体性的强调又指向不同加字哲学间的对话，那 么 中国哲学即具有开放 性，它是面向未来和世界文明 而积极进取的 。 这样，中国哲学不但不会遭到“ 自我 孤立”，而且可以融入时代和解释时代，并促 成 中 国 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转进 。 脱离现当代语境和哲学普 遍性的特殊性，是 一种很 危险的学术自娱方式 。 而这种方式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通往主体性之 路，断绝了与其他哲学体系的对话及其思想在当代 的创造性 。 因此，中国哲学在当代应当面向世界文 明和面向哲学的普遍性，重新走向开放和对话，在普 遍性的追求中成就和 完 善其 自 身 的 主体 性，创新 思 想，发展 自我，发挥和壮大 中 国 思 想 的力量 。 当然， “ 普遍性”如何认 定，这 是 一个 问题 。 那种认 为 只有 西方哲学才具有普遍性而中国哲学没有普遍性的流 行看法，其实是一种很庸俗的见解 。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传统的“ 仁”和“ 和”的价值观念即具有普遍性 。
①    本节所说的“ 当代”，具体指最近十年至未来三五十年一段时间。
学术聚焦  81
      不但如此，随着中国在当代已深深置身于世界文  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当代  世界场景及其实践 。 与其他加字哲学展开对话，是中 国哲学置身于当代并在当代延续下去的基本方式。 而这种对话必须以交互主体为基础，一方面，中 国哲 学建立了其自身的主体性，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加字  哲学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新近被  建构起来的哲学主体，也必须得到其他加字哲学的承  认和尊重 。 所谓交互主体性，即指两个以上的对话主  体或关系主体承认彼此的相对独立性，它们的关系大  体上是平等的，且己方主体性包含着对方的主体性， 而对方的主体性也包含着己方的主体性 。 具有交互 主体性的主体能尽忠恕之道，能够充分尊重双方的主  体性；反之，则不能 。 具有交互主体性的对话双方应  当具备平等、能动而积极的关系 。 任何一方缺乏交互  主体性，则对话难以展开；而即便展开，此种对话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价值的对话。
（二）中国哲学研究的当代面向：对话的条件、可 能性、任务和目的
      中国哲学重新走向开放与对话，这既是有条件 的，也是可能的 。 一者，主体的存在是对话的前提， 有主体才能对话；没有主体，对话即无法展开 。 1980  年代的多元性研究和 1990年代对特殊性的强调，并 经过随后一段时间 的 学 术努 力，中 国哲学及其研究  的主体性终于建立了起来 。 建立了主体性的中国哲  学即可以与西方哲学和其他文明 展开真正的对话 。 二者，展开对 话 的 前 提 是，不 但己方为 一 对话的主  体，而且此主体应当存在于多维的主体结构之中，对 话中的任 一 主 体 都 应 当 是 交 互 存在和关联着的主  体 。 对话需要有对立面和他 者 的存在，中华 文 明 的对立面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佛教文明，而中国哲学的对立面是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 哲学 。 对话要求具备主体性的他者，需要双方 建立 基于平等原则的关系 。 主体性是进行良好对话的前 提，没有主体性的对话是强者话语系统的灌输 、反映 和蔓延 。 不平等的对话应当达到平等 。 广义的现当 代中国哲学（在中 国 的 中 国 哲 学，西方 哲 学、马 克 思 主义哲学都包括在内）已拥有多重主体，当前的总体 态势是希望彼此展开对话 。 狭义的中国哲学目前已 建立了自己的主体 性，可 以基于自身的哲学智慧与 国内国外不同哲学派系展开对话 。 自 我孤立，自 我 封闭，而不愿展开对话，这是 一种心胸狭隘、胆 怯和 “ 玻璃心”的表现 。 三者，对话是因为彼此存在差异， 同时又需要沟通和借鉴 。 差异性和特殊性是对话的 前提和原因所在，沟通和统 一 是对话的重要手段和 目的 。 在对话中达到沟通，达到统一和融合，同时在 对话中又尊重彼此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两方面 都 是 应该的 。 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话 的 目 的 不是为了消灭任何一个加字哲学，如中国哲学、西方 哲学或者印度哲学，而是在交流中增进彼此的智慧， 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及其精神生活服务 。 四者，处于 世界语境中的中国 实 践，为中西哲学和世界文明的 对话提供了重要源 泉 。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 实 践， 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实践，为 国 家 治 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成功案例 。 从文化 的角度来看，这与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华文明、中国哲 学的智慧颇有关系 。 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中国 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发展出超越于中西之上的
新思想和新文化，这是一项艰巨任务 。
82      天津社会科学  2023年第 1期
      中国哲学参与当代哲学对话有其自身的任务和  目的 。 一者，重建基于中国传统的当代中国哲学的  对话传统 。 这包括基于中国传统的对话和在当代语  境中指向形成新传统的对话 。 不基于中国传统而自 称中国哲学，这其实是在中国的哲学 。 基 于 中 国传 统的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中国哲学，其 性质 是 很 不  相同的 。 基于中国传统的重要性，在于保持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证明 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具有相应的  普遍性 。 处于当代语境（包括理论和实践）中并努力 使之形成新传统 的对话，也 很重要 。 只有 形 成 了新  传统，与旧传统有所 区 别，对话才具有标志性 意 义 。 传统可以演绎，可 以推 阐，这 是 一种创新；传 统 可 以综合，可以转进，这又是一种创新 。 而后一种创新更为重 要，更 为 关 键 。 二 者，面向 当 代中国思想和实 践，不断创新和 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 推进 中 国 思 想  的创新、创造和发展，这是中国哲学参与对话的最重  要 目 的 。 三 者 ，在 交 互 主 体 的 作 用 中 ，实 现 以 我 思 （特别是 哲 学 家 的 我 思）为 中 心 的 中 国 哲 学 的 新 书 写 。 四者，通过参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哲  学思维形式和叙述 形 式 的转化和重 构 。 五 者，通过 参与对话和思想创新，使中国哲学走向更成熟和更  高级的形态 。 中国哲学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自我革新  （新问题、新 观 念、新 思 维 和 新 传 统）消 融 其 自 我 身 份，即消融“ 中国”的加字身份，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世 界哲学的一部分 。 思想虽然 出自在中国的我思，但 成果却是面向世界而贯通世界思 想整体的新思想 。
      以理言之，专业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都应当面向或 转入新模式；但是，从 实 际来看，任何事情都不是 一 蹴而就的，这种学术转向将会相当艰难和漫长 。 因 此，作为一种基础培训，在相关学者中仍然强调研究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并进一步完善其主体性，这在当 前及未来一段相当长时期内都是非常必要的 。

本文系国家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出 土 简 帛 四古本《老子》综 合 研 究”（项 目 号：15ZDB006) 的 阶 段性成果 。

（本文作者：丁四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时世平  孙誉奇

《天津社会科学》简介
      《天津社会科学》是天津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 。 1981年创刊，创 刊四十多年来，《天津社会科学》坚持正确 的 办刊 宗 旨，坚 守 马克 思主义 意识形态 阵地，倡导“ 提 出新  问题，发表新观点，传播新信息”，坚持探索，勇于创新，密切关注现实，致力于探讨 改革开放 中 的重 大  理论问题，活跃于理论前沿，并以一个个选题、重点栏目形成了刊物独具 的特色风格。《天津社会科 学》近年来相继开设了二十多个重点栏目：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政 治哲学研 究、西方哲学研 究、学术 评论、社会科学评论、现代性问题研究、全球化问题研究、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研 究、政 治发展与政 治 文明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社会建设与社会和谐研 究、社会学理论与方 法研 究、中 国经 济 问题 研究、理论经济学研究、公共政策研 究、中 国古典文 学研 究、百年 中 国文 艺研 究、当代中国文艺研究、 美学研究、文化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城市史研 究、环境史研 究、思 想史研 究、学术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等等。
      创刊四十多年来，《天津社会科学》社会效益显著，以较高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涵量为理论界和社科期  刊界所关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天津社会科学》相继荣获多项国  家级大奖：1995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首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提名奖”；1999年荣获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 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2003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第二届国家期刊奖  百种重点期刊”；2005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2013 、2015 、2017年三次蝉  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百强社科期刊”。《天津社会科学》还相继入选“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全 国 中文核心期刊”（北京 大 学 图 书馆）、“中文社会科 学 引文 索 引   (CSSCI) 来源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清华大学·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2012年入选“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